聚焦四川汶川震灾:国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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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震救灾中更应关爱见义勇为者
李顺桃
在地震之初，救援人员被断桥绝路阻隔一时难以抵达的情况下，灾区人民以顽强的意志互帮互助，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让更多的同胞减缓了伤亡，谱写了可歌可泣的人间颂歌。这个崇高精神就是“见义勇为”精神。
回顾地震发生的那一瞬间，我们可以看到：德阳市东汽中学老师谭千秋张开双臂趴在课桌上，顶住下落的楼板，护住了身下四个学生；绵竹市遵道镇欢欢幼儿园老师瞿万容扑在地上，挡住了垮塌的水泥板，怀里抱住了一名小孩；汶川县映秀镇漩口中学男孩马健用双手刨了4小时救出13岁女生向孝廉……他们的这种见义勇为、舍己救人的精神，是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直接体现，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有了这种精神的中华民族是任何困难都战胜不了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号召的那样：“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
作为以表彰和救助在抢险救灾和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中挺身而出英雄为宗旨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的作用发挥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抢险救灾的积极性，直接影响到灾区现场的正义度，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同胞能否更多地被救出来。这就要求我们要百倍珍爱我们这些见义勇为的英雄，千方百计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让英雄流血不流泪。
在地震发生不久，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就向四川省、甘肃省、云南省、陕西省、重庆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发出了《关于抗震救灾时做好见义勇为工作的紧急通知》。同时，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于
中央领导也不断关注地震救灾中的见义勇为的先进事迹。
当下，全国上下仍在为抗震救灾努力工作着，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也将紧密关注抗震救灾中的见义勇为英雄的生活、工作及学习情况，将在最短时间内，将募集到的款项发放到位；积极筹备全国抗震救灾见义勇为英雄表彰大会，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见义勇为精神；积极做好保障见义勇为人员切身利益长效机制建设工作，解除英雄的后顾之忧。
作者为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
超越自然灾害：共同体互助和国家保险
个体的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和国家，可以超越自然的破坏力，不仅可以重建家园和生活，而且加固个体与国家和共同体的关联。我们便可以在灾难中变得更为坚强，并获得社会的建设性力量
王锡锌
面对自然灾害所展示的巨大破坏性力量，个体的弱小一览无余。就像一位诗人所说，一切存在者皆处于无庇护状态，个体的人尤其如此。因此，每一个人在内心都存有恐惧以及对安全的渴望。正是基于这样的心理需求，人需要创建自己的保护体以寻求庇护并维护生存安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是强调：个体需要自由独立，但也需要由社会共同体和国家所提供的庇护和安定。离开了共同体的庇护，外在的破坏力量和内心的恐惧，都将颠覆个体安定和自由。
从本质上讲，这样的理解其实重申了关于国家的社会契约基础，同时也释明了国家和社会之于个体的人的意义。正在不断展开的这场抗震救灾，以悲壮性的个案场景，诠释了个体、国家和社会共同体的鱼水关联。地震在大地上制造裂痕，却在个体和共同体之间弥合隙缝。“中国”、“中国人”这些抽象的概念，在国家慈母般的眼神中、在共同体同心协力的行动中，当可获得更加具体而明确的意义。
面对自然灾害，个体应自强不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和国家可以成为灾害的旁观者。事实上，自然灾害引发的灾难等例外状态，往往成为个体认知和检测国家角色、德性及其政治智慧的重要场景。不得不承认，国民对国家角色和意义的认同，尽管需要在日常化的“鸡毛蒜皮”中持续积累，但在面对自然灾害等例外状态时，却可获得更集中的爆发。在常态管理中，国家和政府往往被要求“不要多管闲事”。但是，当因自然灾害等情形而引发的紧急情形出现时，我们则希望国家做出迅捷、高效的应对，将个体生命和情感作为核心价值关怀，去承担作为共同体代表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责任。
个体独立和要求国家、社会的庇护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人类文明无论如何强大，都无法控制大气和地壳运动。面对自然的破坏力，个体在终极意义上逃不出弱小的宿命；但是个体的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和国家，却可以超越自然的破坏力，不仅可以重建家园和生活，而且加固个体与国家和共同体的关联。超越自然的破坏力，我们便可以在灾难中变得更为坚强，并获得社会的建设性力量。
超越自然的破坏力，首先需要国家具有负责任的、迅捷的、高效的反应功能。从这次抗震救灾的应急反应看，正如国内外外媒体所评论的那样，国家和政府以高分通过了“考试”。国家通过迅捷而有力的政治动员，迅速调动各种资源、运用各种手段，将自然的破坏力抑制在最低程度。在这个阶段，国家作为一种“保护者”的角色出现在面对灾难的个体面前。随着抗震救灾工作的推进，灾后重建、灾民救助等工作即将展开，国家则需以“建设者”的角色，抚慰受创的心灵，重建家园。
对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损害，国家应承担政治意义上的保护和帮助责任的基础，在于终极意义上国家对于每个人而言的本质功能。在政治意义上，国家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个体的弱小无力。特别是面对各种天灾或人祸时，弱小的个体更需要国家慈母般的胸怀。否则，国家之于个体的意义何在？因此，在这里，国家并不能基于法律上的“不可抗力”等技术概念，而拒绝将仁慈和温暖洒向个体的心灵。国家对受到损害的个体所承担的帮助责任，其实是一个共同体对其特定成员的帮助，这种帮助本质上就是互助。这其实可以被隐喻为一种“国家保险”：国民通过向国家纳税等方式投保，成为被保险人，而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国家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承保人，理应对他们所遭受的损害承担帮助、抚慰等责任。
超越自然的破坏力，同样需要社会共同体的互助。社会成员、民间组织对灾难中遭遇不幸的人们伸出温暖的援助之手，是一种善，但其实更应被理解为基于社会连带关系而派生出的一种责任。之所以强调援助是一种责任，乃是因为：若没有对共同体成员命运感同身受的关爱，若没有对维系共同体存在的基本价值的坚守，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共同体。社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助，所体现的是对我们共同命运的关注，这既是公民美德，更是公民责任。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主任
从救灾帐篷看政府30年救灾实绩之变
分清主次，以历史变迁之大视野，肯定成绩并继续发扬，改进和减少失误，是下一阶段新闻舆论支持救灾必须具备的基本价值立场，也是人们评判政府主导救灾工作成效理应坚守的基本价值立场
鲁宁
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的灾民安置，值得一比。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正在当兵，随所在部队参加了抗震救灾，前后在震区待了52天才返回部队驻地。
大约震后一星期左右，我们开始帮助唐钢家属区搭建抗震棚，那年月抗震救灾的重点是恢复唐钢等重点企业生产。说是抗震棚，其实相当于北方农村的地窝棚，棚的四周是
汶川大地震后，灾民安置从理念、速度、力度到实际成效，与唐山大地震后不可同日而语。也许，今天的许多国人，包括灾民难有深切体会，可我作为当年搭建抗震棚的一个亲历者，因为有比较，所以体会才更深切：
首先值得比较的是，那会儿甭说灾民在房屋坍塌后没资格住专用的救灾帐篷，就是救灾部队的临时指挥所，也没有野战帐篷可用。汶川这一次，国家在震后第一时间，就抢运储存于各地救灾仓库的帐篷。公路、铁路、水路和航空各部门，皆在第一时间为抢运救灾帐篷开绿灯。因无家可归灾民高达1400万众，国储救灾帐篷还是不够用，国家不惜调动军队战备物资野战帐篷以供急需，甚至于各驻外使领馆，都把在国外采购、收集帐篷作为支援国内救灾的“第一要务”。
这还不算什么，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也把帐篷纳入救灾的重中之中予以高度重视。
为安排好帐篷生产，25日胡总书记又亲抵河北廊坊考察过渡安置房生产，告诫企业负责人，抓紧过渡安置房生产乃中央为解决受灾群众临时住房作出的重大决策。总书记既对生产进度提出要求，还特别强调过渡安置房务必具备防震、防水、防火、防风、隔热、保温功能，既要保证灾民有房住，还要尽可能改善过渡房的居住条件。这样的要求，唐山地震后的灾民连想都不曾想过！
识者所知，临时安置灾民，帐篷通常可管3个月。面对灾后重建千头万绪，过渡安置房生产本可稍晚再作部署也不能言怠，可中央却提前作出统筹安排。此外，过渡安置房一般可管3年，唐山灾后重建费时10年，可26日，胡总书记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部署整个灾后重建工作，从中人们理当体味到，整个灾后重建的决策，可谓环环相扣，争分夺秒。
32年间———中国换人间。对中央决策层的有为之举，人们或可以说，如今的物质条件和财政实力与当年大不相同，灾民的要求也高了，媒体救灾报道也开放不少。是的，我承认“国情之变”促使救灾举措之“变”———这是客观的一面。可是，我还要说，“国情之变”只是救灾举措之“变”的拉动因素之一，而非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十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系统全面的提出执政以人为本理念，并将这个理念踏踏实实贯彻于一切需要“变”和有待“变”的领域，才会有总书记身体力行抓帐篷、抓过渡安置房……包括救灾第一阶段，温总理亲历亲为，军队“我不上谁上”，救灾先救人之举国上下统一意志，救灾全国一盘棋，13亿国人、全球华人众志成城，这一系列之“变”均起因于以人为本这个根本之“变”。
我不否认，随着救灾任务的变化和时间的延续，救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问题背后的体制痼疾已不同程度地暴露出来。但无论如何，这些问题和不足，决非救灾之主流。分清主次，以历史变迁之大视野，肯定成绩并继续发扬，改进和减少失误，是下一阶段新闻舆论支持救灾必须具备的基本价值立场，也是人们评判政府主导救灾工作成效理应坚守的基本价值立场。
□观点集成
我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调集各方面的力量……在减少灾害损失的同时，确保了社会的稳定，让人民群众看到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希望之所在、动力之所在。这就是我们值得自豪的体制性优势。
———《“体制性优势”是我们战胜困难的法宝》，载于新华网，作者：王玉明
我国抵御和战胜各种风险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大大增强，这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也得益于改革开放所创造的开放式国际环境。
———《改革开放奠定战胜灾害的雄厚基础》，载于《北京日报》李庆英
民心可鼓，民意难得，有关方面在筹划、实施灾后重建过程中，更应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高度注重这项工作的政府性、福利性，尽快让灾民在新的家园中，开始新的生活。
———《灾后重建是展示国家福利的良机》，《新京报》社论
不少地方的住房都夷为平地，这不仅打破了我们以前的住房投资价值永远上升的神话，也会让整个房地产投资者重新来评估住房投资价值。
———《汶川大地震打破房价永远上升神话》，载于《市场报》，作者：易宪容
非赢利组织比赢利组织更需要改善管理，因为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巨大，社会大众将良心、良知、善良的愿望，乃至公众慈善的灵魂、公众的健康与安全都托付于它。
———《警惕非赢利组织腐败毁灭慈善》，载于《新快报》，作者：冯科
“负面新闻”并不能、也不应该动摇全社会齐心协力抗震救灾的主流舆论，因为这个主流舆论是建立在全民戮力齐心抗震救灾的事实基础之上……它代表了抗震救灾非常时期最根本的国家利益。
———《负面新闻无损全民戮力救灾的主流》，载于《东方早报》，作者：潘洪其
地方政府适时启动震区校舍质量调查程序，不亚于以政府身份开展积极的社会心理干预。在这重意义上，没有什么比政府更有效的全民心理医生。
———《调查震区校舍质量也是积极心理干预》，《南方都市报》社论
对于死亡绝户者的存款，银行可以考虑从这笔钱中划出一项“救灾基金”，用于处理一些由于证据不足产生的存款纠纷，而不应该完全归银行所有。
———《要有寻找死亡储户继承人机制》，载于《中国经济时报》，作者：付瑞雪
对于房屋强制性自然灾害险，普通民众或许并无太强的意识，也多少会存在“自然灾害概率小，无需买保险”的侥幸心理。但政府应该想到普通民众的前面，尽快推行房屋自然灾害强制险。
———《应推行房屋自然灾害强制险》，载于《信息时报》作者：赵勇
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
（责任编辑:郑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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