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总部旧址房东状告政府要求收回房屋产权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4月02日 南方周末
张宪国翻看父亲当年写的上访信
“八路军总部”争夺记
5份历史信函、1份演讲辞见证的不仅是一份红色遗产的争夺故事，更见证着一段个人权益在革命圣地光环下苏醒的时代记忆。
八路军总部旧址
位于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抗日战争时期，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和邓小平政委，刘伯承师长等在此驻扎。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华北局，也在此配合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开辟，创建、巩固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在这里，朱、彭等首长曾接见过毛泽东派来的柯棣华、爱德华等国际友人，震撼全国的“百团大战”的作战方案就是在这里研究制订的。王家峪，这座漳河之畔的“小延安”，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中外游客前来瞻仰。1961中3月，国务院将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旧址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座普通的农村老宅，因历史机缘跻身声名显赫的“革命圣地”之列，成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列红色遗产。
一个普通的平民家族，革命年代一夜之间成为朱总司令老房东，与左权等红色将领朝夕相处，随后一生宠辱相随。
近三十年来，老宅的主人不停宣称，由于政府当年的不合法征用和不尊重历史真实，现要收回全部产权，并留下一段弥足珍贵的时代维权记录。
“斗争”岁月
中央文化部负责同志：
我是山西省武乡县王家峪村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三八五旅、三八六旅所住地房东张昌绪。
望领导接信后邦(帮)我找个办事机构，按党的政策办事，对文物保护工作责任心强的人，能够还我原样的同志共同协商把文物保护起来，向不管理、(不)自觉的人作斗争。(原信无落款)
这封由“八路军总部旧址房东”张昌绪写于1983年的上访信，26年后被他的儿子张宪国珍藏于车后一个装满材料的蓝色购物袋里。2009年3月26日，这个经营着两间电器店的生意人，推开王家峪祖屋咯吱作响的木门时，他在游客或主人的身份里一时恍惚。
信中所提的斗争传统曾经是这座宅院光荣的历史。1939年11月，八路军总部进驻王家峪，使这里成为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心脏，人称“小延安”。
时年43岁的总司令朱德住进了村子西头的张昌绪、张昌厚兄弟(下文简称张氏兄弟)家。“朱德住东屋，左权住南屋，彭德怀住东院西房。”张宪国如数家珍，“父亲当时才8岁，但已是朱德儿童团团员，直接参与抗日。”
国事、家事的双重交集，一度赋予了张宪国强烈的使命感。“想起往事，我就激动得发抖。”
1940年6月八路军总部从王家峪转移。3年后，张昌绪带着母亲外出参加工作，张家宅院丢空。
即使在异乡，那些与国运共休戚的过往成为张家享用不尽的荣耀。在张昌绪后来工作的山西榆次晋华纺织厂，“朱德老房东”的故事被编成宣传材料每天广播。儿子张宪国亦度过了充满自豪感的童年。“我甚至还记得学习课文《朱德的扁担》时同学投来的那些羡慕的目光。”
革命和斗争的传统由此深深植入这个普通的家庭。对张昌绪一家来说，老屋是家园，更是革命的荣光所在。
1961年，张家宅院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八路军总部旧址所在地，由当地政府承担修整任务。但此后发生的一场“修葺风波”，为一场持续二十多年的产权争夺战埋下了伏笔。
“县政府负责同志：……把我的意见提出来：把拆去我家的砖块盖了接待站；原来二棵大榆树也给搞丢了，成了无树院(大门口)；砖房拆去搞成了围墙；把养牲圈也给割断。请接信后，做出决定来通知我们为妥。”
这是张昌绪在1982年12月写给武乡县政府的反映信。他不满的是工程人员毫无原则地改变旧址原貌。“他很珍视和朱总司令的情谊。”张宪国说，“父亲认为，还原历史真实，传颂于子孙后代，才是对老首长最大的尊重。”
“文革”期间，张昌绪甚至因为当年与朱德的关系被打成“黑司令的干儿子”，一度饱尝辛酸，却执迷不悔。
在革命思维仍依稀残留的1980年代初，张昌绪俨然把保护老宅当作一场严肃的斗争，关乎对先烈的态度，关乎对历史的尊重。后来张昌绪又陆续给中央文化部等部门反映过意见，直指有关单位“不负责”，“采取不理睬态度”，并要求归还管理权，但都没有得到回音。他纯洁的斗争失败了。
“根据上级指示……”
张昌厚同志：
根据上级指示，对八路军总部旧址住房进行征用。征房协议书附后，款存入武乡人民银行。特此通知。武乡县人民政府
1984.3.21
关于老屋的第一轮正面争夺，以张家的完败而告终。尽管老宅主人斗争的血液仍在，但那毕竟是一个服从的年代。
1984年初，张昌绪城里的家中突然来了两拨老家的客人，一次是村支书郝永书，另一次是村主任李海水。他们都是前来商谈征用张家宅院的问题，同时也捎来一个消息：县领导已对此下了死命令。
这让张氏兄弟多少有点措手不及。事实上，早在1983年冬，原中共晋东南地委书记祁英参观王家峪时就发现了张家宅院“产权不清”和村干部擅自出售部分房间的问题，遂责令武乡县委落实解决。
“当时征用价格是每间房500元，约定俗成且没有商量余地。”武乡县文管所一位老职工说，“在集体利益至上的年代，国家征用文物，老百姓几乎没有说不的权利。”何况是红色遗产。
然而，张昌绪还是回绝了征用要求。“不是钱的问题，丢了祖屋，日后连办丧事都没有地方。”张宪国回忆父亲的话。张昌绪的意见是：国家用祖宅来纪念革命先烈，宣扬革命传统，张家是拥护的，但要彻底断了关系，情感上很难接受。
两个月后，厂里还是给张昌绪转来两份武乡县政府的公函。一份通知张家到银行领取房屋征用款，另一份是要求晋华纺织厂“协助做好(张昌绪的)思想工作。”
代替张昌绪行使房东权利的是当时的韩北公社王家峪大队。“县文管所当时已经草拟了协议，只要签上字就算完成任务。”原村主任李海水回忆，“上级就安排我以村领导身份代签，我只好照办。”“谁卖了我的房子？”带着疑问，张昌绪走遍了武乡县相关部门，但均无答复，愤怒的他只能以拒领款项表示抗议。当时，儿子张宪国下班后常常看见父亲瘫在椅子上，“我知道他又做了一次徒劳的努力”。
张昌绪还需面对一种取舍两难的困惑。他此时正担任厂办农场党委书记，是个口碑很好的国家干部。对组织的忠诚有时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的迟疑，他担心出于保存祖业的“私心”是否和党的文物保护政策相违背，尤其是像王家峪这样的红色遗产。
最终他确信能做的就是买来1982年版的文物保护法，学习精神要领，同时向中央各级部门写言辞谨慎的上访信，当中还包括当年在王家峪担任北方局书记的国家主席杨尚昆。
他被以服从上级为名剥夺了对老屋的所有权，他仍执著希望继续以上级的名义夺回自己的财产。
敲国家的竹杠？
××领导：您好。
……
二、既往不咎，愿把我院一切财产全部献给政府，但只求武乡县政府负责，在榆次市区内给我新怎(整)四间一套房间解决我家祖孙三代人的住宿困难。
三、如今愿以祖院交公，新房不怎(整)为条件，只要晋华厂恢复我18级干部级别，享受18级应享的一切待遇，改办离休，再分配住房一套了结之。
……别的别无他求。
山西晋华纺织厂 张昌绪1989.4.5
此后长达5年的申诉里，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正面回应张氏兄弟的诉求。
1990年代初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渐入人们的生活。对自身的利益需求的正视，已经勿须讳言，张氏兄弟也不例外。但羞赧的惯性还在，正如上述信中的“别的别无他求”的强调。
而此时期的王家峪总部旧址，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展区面积已经扩大近一半，经济效益日显。
投诉无门的张氏兄弟开始了用另一种方式宣示“主权”。1989年夏天的一天，时为“八路军总部旧址”管理员的魏菊仙看到一个胖男人风风火火地走进院子，把一个帆布旅行袋放在了刘少奇曾居住过的北屋。
魏菊仙叫住了他，问他是干什么的。对方显然被激怒了，吼道：“房子是我的，晚上我还要住这儿。”县文管所的工作人员闻讯而至，胖男人说他是张昌厚，是这里的房东。最后，工作人员把他请回县城，安顿到一处宾馆，才平息了这场摩擦。
为引起上级重视，1990年，张昌绪找到了左权将军夫人刘志兰。50年前，刘志兰在张家宅院生下了女儿左太北，两家的交往也从未中断。
73岁的刘志兰随即给山西省文化厅草拟了一份公函——“希望能按政策给予解决(张家产权纠纷)”。事情很快有了转机，当年4月，武乡县召集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商讨解决八路军总部旧址产权遗留问题。
时任武乡文管所所长的王照骞回忆：“当时县里提出三套解决方案，一是重新作价征用，二是保持所有权不变，由政府另建一所房屋供房主回去居住，三是房主将房产捐献给国家，国家奖励1万元供建房之用。”
会议上，张氏兄弟中途离场，回来即表示选择捐献方案。“这样既体现了张家的荣誉，又解决了老家住房等现实问题。”张宪国说。
当所有人都以为事情行将划上句号的时候，一周后，兄弟俩突然折返武乡，重新提出了31413元的数字，远超原奖励数额。在征用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张家7兄妹都希望从日渐兴旺的老宅身上分得一份补偿。“毕竟是文物，有价也无价。”张宪国说。
王说这不可能。在后来给上级的报告中，王照骞这样写道：“(如果)处理价格过高，让房主敲了国家竹杠，社会影响不好。”
“首先是容易引起心理不平衡。”王说，“当时与张家宅院一起征用的还有其他5户人家，对他们不好交代。”
分歧就此产生，是“敲诈”还是“合理赔偿”，成为横亘在张家与政府之间的一道鸿沟。
“真假房东”
武乡县委、县政府：
关于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节目，有关武乡县王家峪八路军总部房东问题不真实。请你们迅速调查，落实更正，以免造成更大的不良影响。
……看到一个假房东出现在舞台上，问题十分严重，请你们尽快落实我们的产权和真假房东问题。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 张宪国2005年8月19日
产权的字眼第一次出现在了争夺战函件的措辞中，这可能是父亲张昌绪直至临终前都不曾明白的时代词汇。
“他们之后再没有找过我。”1990年的协商破裂后，王照骞就没有了张氏兄弟的消息。
对张家来说，此后的十年他们交上了坏运气。张宪国在单位改制中失去了铁饭碗，1994年倾尽所有，在一家国营百货租了一个柜台，专营家用小电器。他白天工作，晚上照顾父亲，无暇念及老屋。2001年夏，张昌绪心脏病突发去世，对老宅的追索成了第二代张宪国的任务。
此时已拥有两家电器店的张宪国有着商人独有的谨慎和精明。他早就摆脱了父辈们的诸多顾虑和精神包袱，生意场上的存活法则也让他更愿意借助法律标尺去解决问题，并对合法权益锱铢必较。他很好地契合新世纪的潮流——让个人意识和权益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
而另一方面，随着2000年后中国红色旅游的迅速升温，一个新兴产业链正在形成，得天独厚的王家峪则成了其上闪亮的一环。尤其是数位国家领导人相继到访后，更成为“明星景点”，每年单门票收入就达数十万。“但这里面没有分我们张家一分钱。”张宪国耿耿于怀。
2005年8月，央视心连心艺术团要到武乡演出，张家派张宪国为代表返乡，混在慕名而来的人群中，已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才是这里的主人。
演出前3天，张宪国获悉：“心连心想找当年的朱总司令老房东上台，考虑到张宪国太年轻，上级决定找当年的儿童团团员张明旺顶替一下。”
张宪国表示反对。他马上去找了村干部和县干部抗议，得到的答复是：“王家峪所有群众都是朱总司令的房东。”
宗亲们也来劝他，说都是张家兄弟，谁上都一样。但这已经是什么年代，昔日那般堂皇的理由已经无法说服商人张宪国，他激动起来：“这是原则问题，我可以不认这个老家，可以把祖坟迁走，但不能这样侵犯我的名誉。”
人们沉默，散去。张宪国觉得很委屈，他回老家院子转了一圈，想起二十多年来祖屋难解的纠结，又觉得很对不起父亲。
8月17日，演出当日，大雨下了整个上午。在一个叫“音乐快板真人秀”的节目中，张明旺如期出场，向台下说：“我是朱总司令的老房东。”全场欢声雷动。张宪国站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当场就哭了。“我终生的荣誉，转眼就成了人家的。”
几次交涉未果后，张宪国决定付诸诉讼。“必须将事情公开化，才能挽回名誉损失。”2005年11月，张宪国以合法权益被侵犯为由，把张明旺告上法庭。开庭当天，76岁的张明旺宣读了道歉信，承认侵权行为。
这成了王家峪的大新闻。在这个有十多个姓氏的村子里，自家兄弟对簿公堂让张姓宗亲觉得颜面有损。张明旺的儿子更打电话给张宪国，大骂一通并划清界线。
而张宪国不以为意，他的想法更直接，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就新账旧账一起算。律师给他设计的步骤是，先打名誉权，再告武乡县政府失职，最后夺回产权。
“张明旺事件看似偶然，但背后的根源是他们从来没有重视过老房东的问题。”张宪国指的“他们”，正是武乡县人民政府。
后辈的算盘
尊敬的各位领导、法官先生：
……
一个胜利了的伟大的法制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政党，一个伟大的祖国母亲，容不得你的子民，一个曾经为此做出贡献并付出生命代价换来的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其所有权受法律保护的私有财产，一块弹丸之地。我想不是这样的，他将以宽广的胸怀容纳千山百川江河大海，容纳着十多亿各民族同胞，走向一个有(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武乡八路军总部朱总司令的老房东 张容麒 张宪国2009年3月8日
2009年3月11日，山西省高院试图主持调解这起旷日持久的红色遗产产权纠纷。
张宪国有备而来，慷慨陈言1984年至今王家峪祖屋所遭遇的非公正对待，认为1980年代大队代签的协议书和1990年代的房屋捐赠协商，都不具备法律效力，张家仍是房屋的主人。台下的亲友几乎要欢呼起来。
此前，除张明旺案外，他已经四次将武乡县政府推向法庭，三次以失败告终：法院要么不予受理；要么驳回。
高院的听证被张宪国视为第一道曙光。“起码我们有了和政府平等对话的机会。”多少年来，这是第一次。
武乡县政府代表表示政府从未认为旧址产权已归国有，而是依法对历史文物建筑进行管理和保护，先后投入了500万元维修费，张家却一分未出。此外，他们还对这起侵权纠纷的诉讼时效提出质疑。
“县领导的意见是尽量通过协商解决，但不能让他狮子大开口。”武乡县文管所所长、听证会政府方代表刘菊香说，“张宪国的要求过高，是让事情僵持的重要原因。”双方利益的分歧已经昭然。
张说，“我们还能堂而皇之地提出要求，提出我们认为合理的要求。”
这在25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父亲张昌绪虽然四处写信上访，却从未有与政府对簿公堂的念头。“那时候政府和集体是不容置喙的偶像，但现在我们有这个。”张宪国扬了扬手中的两本小册子——一本文物保护法，一本物权法。
周围也不乏信心的源泉，从网络上红极一时的“最牛钉子户”到身边亲戚朋友的鼓励，张宪国时常觉得无所畏惧，“告到中央也要告下去”。在最近一次出差的火车上，一个自称是某省级政府政策研究员的人听了张宪国的故事后，说：“朱总司令住一天起码抵一万，住了两百多天就值两百多万。”
这句或许是玩笑话的建议却紧紧抓住了张宪国的心。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他毕竟是一个商人，这个迥异于他父辈的身份，让他处理问题的方式更为务实。“如果最终双方还是谈不拢，我就考虑把旧址收回来自己经营管理。”张宪国说。有数据统计，王家峪在过去两年的门票年收入已直逼30万。
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在张宪国心中酝酿。待在法律层面明确“老房东”的身份后，张宪国准备把他的电器店更名为“老房东电器店”。“在里面挂一些旧照片，讲一些历史故事，媒体也可以来炒作，最终形成品牌。”
3月18日，经过一个星期的考虑，张宪国给省高院打电话表示愿意接受调解，最核心的问题出现了——到底索偿多少才算合适呢？这让张宪国很头痛。“合法权益当然要维护。”张说，“但也不能给后世留下贪婪的骂名。”（南方周末记者叶伟民 发自山西太原、晋中、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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