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于法律边缘的“人肉搜索”
来源：中华法律网 发布时间：2009-03-12
人肉搜索是利用人工参与来提供纯粹搜索引擎信息的一种网络查询机制。简单地说，所谓“人肉搜索”就是搜索他人隐私信息的一种网络途径。显然，人肉搜索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人隐私，有关人肉搜索的纠纷首先也是法律问题。人肉搜索触及到哪些法律问题呢？法律科学又如何来诊断人肉搜索现象呢？从人肉搜索的涵义框定及运行实践来看，该项引擎技术主要以挖掘他人隐私信息为主要动机，这同时也是人肉搜索的主要功能。于是，人肉搜索先会触及个人隐私权。隐私权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体人格权之一，以个人自然信息与行为信息为权利客体。隐私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侵犯。侵害隐私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为窥探、泄露、传播、滥用等。隐私权一旦被侵害，即构成侵权行为，应承担相应的侵权法律责任。人肉搜索的活动机制为：一旦发现人肉对象，即广泛发动网民力所能及地搜索其隐私信息，然后为用户提供搜索便利。可见，谁被“人肉”，谁的隐私即有可能被侵犯。
可恶的是，人肉搜索不仅披露他人隐私，而且还有可能捏造事实，对人肉对象侮辱、诽谤，夸张声讨，如此行为又极易触及他人名誉权。名誉权也是自然人（公民）享有的具体人格权之一，其以社会评价降低作为侵权评判标准，而导致社会评价降低的手段主要是侮辱、诽谤，人肉搜索过程中，不少网民出于激愤，对人肉搜索的对象低劣描绘，出言不逊，海量的谩骂和侮辱言辞弥漫于网络。这都会给当事人造成名誉受损的不利后果。不论是隐私权受到侵犯，还是名誉权遭遇伤害，都不可避免地给“人肉门”的主角造成人格上的损失。
人肉搜索的危害还不仅限于上述直接侵权。更为严重的是，借助人肉搜索的信息，在现实中实施侵扰行为，如拨打骚扰电话、上门张贴含有不雅词句的大小字报等。显然，人肉搜索的危害已经由网络空间蔓延至现实世界。如此连环侵权接踵而至，最终上演了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受害者终究将造事者及相关网站告上了法庭，并最终胜诉。[1]
不难看出，人肉搜索几乎可以与侵权行为划上了等号，不少人甚至呼吁严惩人肉搜索者，甚至主张禁止人肉搜索。诚然，法律科学可以诊断人肉搜索的具体案例，并且能够给出法技术分析与价值评判，但人肉搜索的产生与发展的沿革及其实践，又似乎在向人们证明人肉搜索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当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之时，人们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心以及快节奏生活所累积的心理压抑，很容易瞬时爆发，人肉搜索者宁愿头顶法律风险和舆论谴责的压力，也要上演伤害当事人的网络狂欢，亲身体验人肉搜索游戏带来的刺激。
尽管这几年人肉搜索在中国发展地如火如荼，但国外人肉搜索却“润物细无声”地健康成长，不仅商业利润非常可观，而且自觉遵守法律规则，使人肉搜索沿着法治化、商业化道路理性发展，其用户自然也就将人肉搜索看作一种正常的必要的人工互动帮助服务。反观中国，人们一听到人肉搜索，似乎就压根没把它看作好东西，在多数人眼里，人肉搜索可能就是一场糟糕的网络游戏或无聊的网络闹剧。人肉搜索之所以如此让人怀有偏见，主要是因为这种搜索引擎几乎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事实上，人肉搜索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不应将其一杆子打倒，要辩证分析人肉搜索的利弊，全面认识其对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人肉搜索作为一种资讯提供途径，无疑在诸多环节为网络用户提供了知情便利。随着社会发展趋向信息化、多元化，获取并占有一定量的信息是人们所应当享有的一项正当权利，也是人作为社会系统一分子的一种内在需求。在事关人权和公共利益的领域，人们不仅享有知情权，而且还有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权利与义务。当侵权乃至犯罪行为或者殃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事件发生时，对当事者的查证和谴责即成为必要。此时，借助人肉搜索，通过吸收知情者参与信息提供的快捷方式，当事者往往容易被准确“人肉”出来。人肉搜索的积极功能不仅体现于对作恶者的监督性搜寻，在诸如寻亲寻好人等查找利害关系者的行动中，人肉搜索同样也可以表现不凡，借助大众力量，将信息资源有效筛选，亮出人们所需要的搜索结果。此外，从人肉搜索的发展实践来看，其功能已不仅局限于对人的搜索，而且已经渗透到对其他信息的搜索领域，聚集网民热情，施展其搜索绝活。
如果说，单纯作为一项网络搜索方式或技术，人肉搜索因其自身所蕴涵的积极功能而彰显了其问世价值，那么，人们对人肉搜索的运用行为则可能会使其自有功能偏离轨道，滑向容易招致谴责和怨恨的消极领域。从现实中已经发生的人肉搜索案例来看，人肉搜索之所以遭遇不少非议，并非因为人肉搜索本身带有与生俱来的侵权毒素，而是因为这项游戏的操作者无视人肉搜索对象的合法权益，在事件本身之应受谴责度与搜索对象权益正当性的价值考量上，网民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将利益的天平偏向了事件本身的应受谴责度，不假思索地认为对人肉搜索对象的谴责和揭批价值远远重于对其正当权益的保护。此时，道德审判逾越了法律底线。当以道德审判官自居的人越来越多之时，法律赋予人的权利和义务则被完全抛在脑后而置之度外。于是，一旦遇到人肉搜索事件，往往会瞬间聚集大量人气，如火如荼地暴露人肉搜索的可憎面目。
此刻，被集体侦察和审判的搜索对象，无疑正在经受着隐私被披露、权益被蚕食的痛苦。造成这一结局的罪魁祸首，并非人肉搜索，而是本文开头所提及的种种侵权行为。换句话说，不是人肉搜索本身酿成了侵权行为，而是人肉搜索者的行为惹怒了受害人。平心而论，人肉搜索者并非天生就有侵权动机，许多情况下未必是人肉搜索者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对其行为的指导规范缺失，而纵容了人肉搜索者的疯狂。现实恰恰正是如此，直接有关人肉搜索行为的法律法规处于空白状态，遇到人肉搜索引发的侵权案件，只好适用侵权责任的一般规范。完全可以说，人肉搜索正游离于法律的边缘。
游离于法律边缘的“人肉搜索”，究竟是一纸禁令将其宰割于摇篮，还是通过填补立法空白让其走上正道？[2]根据前文对人肉搜索积极功能的阐释，结合国外人肉搜索的健康运行实践，从人肉搜索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及实际需要出发，与其通过取缔人肉搜索来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倒不如通过科学立法来合理规范人肉搜索的行为。这几乎已经成为共识。[3]而且从现行法律规范来看，对于侵权行为构成的认定，也并非缺少法律依据，从法的一般调整功能来看，我国现行法律在规范人肉搜索侵权行为上并非无能为力，已经作出判决并得到部分执行的人肉搜索第一案也正是援引了现行侵权法律规范。然而，人肉搜索作为一种网络侵权类型，因其自身具有的特殊性而不能不促使立法者在其责任分配方面格外关注。
对此，行之有效的做法应该是合理界定人肉搜索侵权的责任空间。单纯就人肉搜索侵权行为所涉及的责任来看，网站和人肉搜索的具体行为人均有可能成为责任承担者。但确定责任主体的要害在于责任构成之要件，因此，设计何种审查制度和归责原则将对责任主体的最终锁定至关重要。人肉搜索具体操作者的责任追究依据已有侵权法律规范即可实现调整的任务，对符合侵权责任构成的组织者和隐私信息提供者及其他形式侵权行为者，课以侵权法律责任，自无疑问。对于网站的责任确定应采取何种态度呢？鉴于对互联网络整体发展以及人肉搜索自身积极功能的考虑，对人肉搜索行为发生的当事网站课以事后审查义务更为妥当。所谓“事后审查”，主要是在原告认为其权益受到该网站人肉搜索行为的侵害而向其发出救济请求之后，或者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网站能够采取制止措施而未予制止。[4]可见，事后审查规则所蕴涵的是“过错归责原则”，即只有在网站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成为责任主体，承担连带侵权责任。[5]
当然，从对人肉搜索的法律规范来看，立法显然不应只局限于侵权责任，还应对人肉搜索的适用范围、搜索内容、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对人肉搜索的监督管理等事项作出相应的合理规范。顺便提及，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曾建议用刑法来规范人肉搜索，追究人肉搜索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人肉搜索最近几年才在我国起步，尚算新生事物，对待这项网络搜索手段，既不能通过严厉禁止的手段让人肉搜索彻底消灭，又不应放任人肉搜索无限膨胀。但作为一项立法行为，对人肉搜索行为的规范和调整，应走循序渐进之路，根据人肉搜索行为的具体运行实践适时出台相应立法，而不是自始就重磅出击，先入为主地将人肉搜索视为犯罪工具，将人肉搜索行为人贬为“罪犯”。我国刑事立法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则，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罪，完全依据具体案件事实和刑事法制谨慎定夺，而不应以工具论罪，动辄启用刑法规制人肉搜索行为。[6]
纵观现代法治国家立法史，对有着积极导向可能的新生事物的立法思路向来是也应该是，规范引导先于严厉制裁。因此，尽管说人肉搜索尚游离于法律边缘，社会生活中也发生了几起影响较大的人肉搜索事件，有的甚至也搬上了法庭，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要采取重拳遏制不可。至少就目前来说，人肉搜索还没有走到如此不可救药的地步。
【作者简介】
李绍章，笔名土生阿耿，上海政法学院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教师。
【注释】
[1] 2008年3月，王菲将大旗网、天涯网、北飞的候鸟三家网站告上法庭，首次将“人肉搜索”和“网络暴力”推向司法领域，催生出“反网络暴力”中国第一案。北京市朝阳法院曾为此召开高级法官联席会议，就“人肉搜索第一案”展开热烈讨论；最近，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人肉搜索引发的玫瑰血案”。据报道，男友不愿接受女友分手决定，通过网上“人肉搜索”，找到千里迢迢之外的女友，在送上88朵玫瑰后，“疯狂”男友当街刺死网恋三年的“最爱”。前案是人肉搜索的民事案件；后案则是因人肉搜索引发的刑事案件。
[2] 2009年1月，《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经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将于2009年6月1日起生效。该条例对计算机安全等级管理、保护措施、禁止性的行为、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详尽规定，特别是对近来社会广泛关注的“人肉搜索”，该条例明确“说不”。根据这一条例，未经允许，擅自散布他人隐私，或在网上提供或公开他人的信息资料，对发布者、传播者等违法行为人，最多可罚款5000元；情节严重的，半年内禁止计算机上网或停机；一些违法的单位，还可能面临吊销经营许可证或取消联网资格的处罚。条例还规定，向公众提供上网服务的网吧、宾馆等场所，应当安装国家规定的安全系统，对上网人员实行实名登记，并记录有关的上网信息，登记内容和记录备份保存时间不得少于60日，保存期间不得删除或更改。一旦违反，将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吊销经营许可证。参见于英杰：《江苏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 违者最高罚5千》，载《扬子晚报》2009年1月19日。人民网曾对此做过一项调查：“徐州立法禁止人肉搜索，你怎么看？”有超过90%的网民表示反对，认为“不利于草根监督”。只有4%的网民表示赞同，认为“人肉搜索弊大于利”。但江苏省和徐州市人大法工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该条例中的一些规定，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在谈到是否能理解为禁止“人肉搜索”时，他们都表示这样的理解不准确。
[3] 为了规范利用电脑处理个人资料，避免人格权受到侵害，并促进个人资料的合理利用，台湾于1995年就制订和发布了所谓的“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此后又陆续出台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施行细则”、“大众传播业电脑处理个人资料管理要点”、“电信业电脑处理个人资料管理办法”、“征信业电脑处理个人资料办法”、“医院电脑处理个人资料登记管理办法”、“百货公司及零售式量贩业电脑处理个人资料办法”、“行政院新闻局电脑处理个人资料管理要点”等等配套法规，形成了比较全面地保护电脑处理个人信息资料的“法律制度”。参见李海涛：《“人肉搜索”与“台湾立法”》，载《法制日报》，2009年2月27日第12版。
[4]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对中国“人肉搜索”第一案一审判决的结果是，判令被告大旗网赔偿因“人肉搜索”受到伤害的原告王菲精神抚慰金3000元等；被告张乐奕赔偿原告王菲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等。另外，法院认为鉴于互联网具有的广泛、迅速、即时、随意、互动等传播特点，被告天涯公司在王菲起诉前及时删除有关内容履行了监管义务，不构成侵权。笔者赞成这一判决，并认为这其实就是网站“事后审查义务”的司法认可。
[5] 笔者曾于2006年就博客侵权这一话题，先后应《民主与法制时报》、《检察风云》杂志编辑之约撰文发表过浅薄观点。在接受《新京报》记者关于“博客侵权的治理之道”话题采访时，又进一步表达了粗略意见。在这几次公开表达中，我同样重点提出了网站履行“事后审查义务”的观点。
[6] 最近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对维护公民的信息安全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主要是要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尽管对擅自侵入计算机网络从中获取信息加以“入罪”规制，但并未将人肉搜索“入罪”。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郎胜表示，“人肉搜索”的概念涉及到它的界限如何确定，这些都还是研究和讨论过程中的问题。参见：《刑法修正案通过：“人肉搜索”暂未入罪》，载《重庆晚报》，2009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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