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官员公函骂记者 指其借批评报道敲诈
“公函骂记者”的幕后博弈
该县机关干部早已经形成共识，对成德林采取“三不政策”：短信不回、电话不接、来人不见。
深圳新闻网讯 “我1997年开始做新闻专干，接待过3000多名记者，从来没骂过一个人。”时至今日，湖南省石门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贺欣初依然一脸委屈。
但这一回他不仅骂了，而且是用抬头写着“中共石门县委宣传部”、盖着公章的公文纸骂的。2009年6月，这份题为《成德林——一条披着记者“羊皮”的狼》的“史上最牛公文”开始在互联网上流传，“狗日的”“丧家之犬”“疯狗”“黄鼠狼”等字眼充斥其中。
文中的主人公成德林是在长沙工作的一名记者，他的另一身份是湖南省石门县新关镇闫家溶村村民。
今年47岁的成德林在当年高考失利后，因爱好写作走上了记者之路。1994年应聘到湖南省工商局下属的《消费晚报》工作，之后辗转多家媒体，直到2004年应聘到《中国妇女报》湖南记者站。
公函之辩
事件的发轫要追溯到一年多前在石门火车站的一次冲突。
之后的事情开始变得火药味十足。成德林告诉本刊记者，王明辉当场“暴跳如雷”，“跳起来扇了我两个耳光，撕破了我的衣服，把我拉拉扯扯拖了100多米”。王明辉向本刊记者承认，他当时确实骂了他，“请了他几次他不动，就动手拉他给扯掉了一粒扣子。”
随即，王明辉打电话叫来了石门县委宣传部分管新闻宣传工作的副部长贺欣初。
“他打了三个电话我才过去。”贺欣初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他正在家为某党报赶写一篇长篇正面报道，来电打断了他的文章思路。这让贺欣初很为恼怒，他来到火车站要求成德林出示记者证遭到拒绝后，“我的情绪变得很不稳定。”
贺欣初向本刊记者坦承，“我用家乡的口头禅‘狗日的’‘老子’等过激语言说了他。”然而，这天之后的事情开始出乎贺欣初和王明辉的预料。
受到羞辱后的成德林开始通过自己的方式举报当天的遭遇，湖南省委宣传部、常德市委、石门县委以及广铁集团、怀化铁路总公司等单位的相关主管领导陆续收到了成德林的举报信和手机短信。
在上级机关的过问下，王明辉被迫向成德林道歉。王明辉称，为此事他多次作出检讨，并“用了五种方式”向成德林道歉，并为后者所接受。
但成德林举报贺欣初“涉嫌侮辱诽谤公民”一事却始终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正面答复，此后近四个月时间内，成德林坚持举报，并数次要求面见石门县委书记熊大顺，请求其对贺欣初作出处理，但“始终对我不闻不问”。
贺欣初矢口否认这一说法。据他介绍，冲突后没几天他就被和石门县委宣传部一层楼之隔的县纪委叫去，这时的贺欣初才得知当日冲突早在石门当地官员之间传开。
“几个月他都缠着不放，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都收到了他告我的信息，而且他一发就是五六百个字。”直到2009年4月份，贺欣初在获知其爱人、岳父以及岳父的邻居也接到成德林的电话和短信后，愈加愤怒，且开始回击。
“我花了一个晚上写了整整十五页纸。”贺欣初特意取了一个自认为很醒目的标题——“成德林——一条披着记者‘羊皮’的狼”。打印出来后，贺欣初第一时间把文件拿给石门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詹腊珍审阅。
“我当时就指出他的这个标题是不妥的。”詹腊珍告诉本刊记者，既然是写在公函纸上，应该写成“关于成德林同志什么什么问题的反映”。
这为贺欣初所拒绝，“搞了这么多年的新闻，我知道标题怎么样吸引人。”
于是，这封盖着“中共石门县委宣传部”红色公章的“公函”经由贺欣初之手，寄给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两个月后的6月27日，辗转得到这份公函的成德林把首末两页扫描挂到了网上，“公函骂记者”迅即引发了舆论热潮。
“我这个是举报信，不是什么公函。”贺欣初称，他的主要目的是向有关部门“揭露成德林以舆论监督的幌子祸害社会的事实”，“之所以盖上公章、用了公函纸，是想证明我这是郑重其事的，我是严肃的。”
詹腊珍也对本刊记者表示，这只是一封举报信，而且举报信是不应该交到被举报人手上的，“我们还要追究这方面的责任。”
忍无可忍
王明辉打骂成德林并非出于偶然。在此之前，成德林已经多次盯住石门火车站的问题不放。
石门当地出租车司机池先良曾找到成德林，向其反映车站派出所对每辆等候的出租车每月收取50元的停靠费，而且还经常乱罚款。
为此，成德林曾多次前往火车站找司机调查，并就此向湖南省物价局等部门进行反映。王明辉不得不向成德林解释，收取少量费用是为了给车站保安人员发工资。
与王明辉不同的是，坦承与成德林“并无过节”的贺欣初却对其怨恨更大，“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
在贺欣初的叙述中，成德林是一个“告状专业户”、“麻烦制造者”。贺欣初向本刊记者介绍，身为石门人的成德林“几乎没有给家乡写过一篇正面报道”，“专门从事负面新闻调查”。据他的统计，近几年中成德林以记者身份举报、曝光过石门县30多个委办局和乡镇的各种问题，“仅石门火车站就有6次之多。”
对此，成德林并不否认，相反他的记忆比贺欣初更为清晰。在其位于长沙河西某小区的出租房内，到处堆满了笔记本。据成德林介绍，他经办过的每一件事、发出的每一封举报信、给各级领导发的每一则手机信息，他都会详细记录在册。
在这些许多已经泛黄的笔记本上，本刊记者找到了这样的记录：
1995年7月：在数家媒体曝光石门县某商场营业员殴打顾客；
2008年4月：举报石门县副县长覃志云的官僚作风；
2009年2月：举报石门某煤矿存在污染引发群众聚集堵路；
“这些事情我基本上都知道。”贺欣初告诉本刊记者，作为分管全县新闻宣传工作的副部长，每次成德林以记者身份前往调查时，各个部门都会第一时间通知贺欣初，并且问他“为什么没有经过县领导审阅就发稿”。
同样不解的还有石门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詹腊珍。她对本刊记者介绍，她曾多次找成德林谈话，表扬他“关心家乡发展”，但也提醒成德林注意工作方式方法，“有什么事就找县委县政府，不要什么事都往上捅，容易败坏石门形象。”
成德林认为上述说法“很可笑”，并且声明，“我同样也写过石门的正面报道，也写过其他地方的批评报道，并非只盯着石门。”
“瘟神”还是“青天”
成德林成了当地政府部门眼中的“瘟神”。贺欣初形容其逮着谁就要告谁，“就像田里的蚂蟥，他要盯上谁了你想甩都甩不掉。”
“他反映的这些能算个什么事呢？”石门县公安局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刘少一认为，基层工作要做到尽善尽美本来就不可能。
2007年，成德林发现自己的老家石门县新关镇多户居民在家以开办“茶馆”的名义聚众赌博。他向石门县公安局、新关镇政府多次反映，但没人搭理。
之后，成德林以举报信的形式向石门县委、常德市、湖南省公安厅等有关部门反映，直到时任湖南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的李江在其举报信上作出批示，要求石门县公安局查处此事，并明确要求“须有成果”。
一时间，石门县公安局气氛紧张，查赌的专项行动旋即展开。刘少一作为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扛着摄像机全程拍摄了这一行动，但抓赌成果在石门县公安局眼里“不值一提”。
当天的行动没收了三台老虎机，发现了多家“茶馆”容纳村民搓麻将。“但玩的都是五块钱一炮，赌资一共就收缴了几百元。”刘少一说，“你说他这不是唯恐‘地方’不乱吗？”
非但如此，成德林还一度把“私下买卖集体土地涉嫌诈骗”的父亲、亲堂叔也给举报了，为此还被其堂叔成道国指斥为“猪狗不如”“丧尽天良”。
本刊记者前往石门采访的第二天，赶上一个阴冷的雨天。获知消息的石门县61岁老农杨多柏不顾风雨找到本刊记者，述说其遭遇。
2006年9月，其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期间，被殴打致残。为讨要说法，他经人介绍找到了成德林。成德林将其情况反映到了省里有关部门，之后杨多柏拿到了赔付的医药费6000块。
石门县新关镇闫家溶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也向本刊记者介绍，在2008年年底，该村一对夫妻批发水果时，因买卖不成被批发商打了一顿。备感委屈的夫妇俩把成德林请了过去，成德林当即打电话叫来了当地工商所的工作人员，批发商最终赔付了医药费。
同村的邻居徐超友也记得成德林曾多次反映该县电信局、县医院等部门乱收费、责任缺失等现象，使其被迫退还、补偿数十万元不等的“轶事”。
成德林因此被村民誉为“包青天”，他的家甚至被当地人称为“第二信访局”。成德林也介绍，很多次回家屋里都挤满了赶来向他告状的村民。
贺欣初也向本刊记者表示，因为成德林的存在，促使当地官员变得愈加谨小慎微。
争议
在石门当地官员的眼里，成德林的这些作为是“有目的”的。
石门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唐纯利的看法非常直接，“他搞批评报道并不是伸张正义”，而是“以维权之名行敲诈之实”。
贺欣初的公函发出去之后，不依不饶的成德林要求其公开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8000块钱。“你看，现在又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贺欣初说，“他别想从我这拿到一分钱！”
对石门有关官员指斥其“敲诈”的说法，成德林认为非常拙劣，“他们那么恨我，我真要拿人钱了他们会放过我？”
成德林称，有一次他在石门某宾馆住宿期间，贺欣初叫人安排了“小姐”守在他隔壁一整夜。第二天，成德林接到了贺欣初的电话，称“本来打算叫她们敲门进去然后抓你现行的”。
“敲诈”的说法也不为当地百姓所认同。徐超友透露，过年都有成德林帮助过的人背着腊肉上他家，也大多被成德林拒绝。
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也向本刊记者掰着手指头表示，成德林除了说话做事太较真之外，“一不嫖二不赌三不抽烟。”
成德林坦承，“杨多柏找到宾馆送我十斤小橘子，我是收了；找到家里送腊肉送特产的推不掉的我也收过。”但他表示，在金钱的问题上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我作为一位搞了多年舆论监督的记者，要把持不住自己，早就栽了。”
“用敲诈的钱在老家建豪宅”也是当地官员指斥成德林的原由之一。
在石门县新关镇闫家溶村，成德林在两年前盖了一栋三层楼房，外立面全部贴上了白色瓷砖。据贺欣初的说法，这栋楼房花费了近百万元，是该镇少见的“豪宅”之一，而且“建房的钱都是成德林帮过的人孝敬的”。
但这一说法并不为当地村民认同。有村民向本刊记者指出，和成德林交恶的成道国早就已经盖了同样的楼房，“这不奇怪，很多不都是这样的楼房？”
“百万豪宅”的说法遭到成德林的坚决否认。据他透露，因为认识人多的关系，他建房所用原料确实比市场价要优惠，“总共花了30来万。”
此外，对于石门官员议论其在长沙有多处房产的说法，成德林也嗤之以鼻。成德林透露，自1994年到长沙工作至今，他一直在长沙河西某小区租房居住。“一个月房租450块钱，早几年是每月400块。”
真假记者
让成德林饱受压力的是其记者身份。
成德林承认，自2004年应聘到中国妇女报湖南记者站担任记者以来，他一直未拿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
这正是贺欣初举报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的规定清清楚楚，他没证就是假记者。”贺欣初认为，成德林不过是没有正式编制的“临时工”。
究其原因，成德林也一脸委屈。他透露，最近几年他多次要求报社为其申领记者证，但始终无果，“今年3月份又填了申请。”成德林还翻出登载有其稿件的数期《中国妇女报》以证明其身份，本刊记者看到其中不乏署名为“本报记者成德林”采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的头版头条。
贺欣初也找出成德林过去数年中写的数封举报信，都是署名为“中国妇女报湖南记者站成德林”，并未标明其记者身份，“明显是心里有鬼”。
贺欣初反映，成德林的许多调查报道都是以这种署名方式寄送给各级领导，“在媒体上以记者名义发表出来的不多。”
成德林坦承，这源于他谨小慎微的考虑，“我毕竟还没拿到证，但我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向上级机关写举报信总不至于错了吧？”
对调查报道多数未公开发表的解释，成德林介绍也是自己的“一片苦心”。他表示，写举报信主要是想促进问题解决， “并不是要搞打击报复。”
成德林并不讳言他在石门当地的“能量”。
据他介绍，石门全县各个委办局几乎都有他的熟人，可以找到任何人的手机号，“回家请我吃饭的人都要排队。”他也承认，“在石门住宾馆几乎没有掏过钱。”
究其原因，成德林归结为两点。其一，他当年为考大学复读了四年，“现在县里的很多干部都是我的同学”；其二，他通过充当百姓和官员间调解人，为石门当地官员化解了很多足以使其丢掉乌纱帽的上访难题，“对我心存感激。”
这在当地百姓看来，正是成德林“本事大”的佐证。“很多人连政府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你让他怎么去维权？”村民徐超友认为，诉求受阻后的村民往往把成德林视作了他们的“救命稻草”，“不少人向他下跪请求帮忙。”
成德林很少拒绝这样的请求，“能帮一下就帮一下，但从不拍胸脯说这事我可以搞定。”他的原则是，“企业间的经济纠纷不插手，老百姓之间的事不管”，“只管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事。”
贺欣初也觉得“成德林搞问题搞得很准”。
“只管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事”
成德林坦承，帮老百姓维权写举报信的时候，也担心会得罪地方官员，但他并没有因此打消过念头。
相反，在被石门县委宣传部出具“公函”骂了之后，他直到现在依然在向省市有关部门和互联网上举报石门县某领导，称其在转让该县三江口水电站所有权时，涉嫌玩忽职守。
但跟很多次的经历一样，成德林尚未得到任何回应。詹腊珍向本刊记者表示，该县机关干部早已经形成共识，对成德林采取“三不政策”：短信不回、电话不接、来人不见。
据他介绍，石门当地的官场朋友曾向他透露口风，贺欣初在“公函”曝光后曾想和解，为县领导所阻，说是“一定要讨个说法”。
成德林也承认他的“不依不饶”确实让贺欣初很烦，但贺欣初始终不同意向他道歉和进行赔偿，也未见县里对其作出任何处理。
2009年12月，成德林到长沙市岳麓区法院起诉贺欣初涉嫌诽谤公民名誉权，并成功立案。
在收到石门县委宣传部的“公函”之后，中国妇女报曾委派某部门主任和该报驻湖南记者站负责人前往石门调查。据成德林介绍，调查结论是他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因此遭到报社任何处分。
等待着案件开庭的成德林对赢得这场官司也信心十足，因为“迄今为止都是谩骂之词，没有任何一项有事实根据”。
为此，成德林很“可怜”贺欣初，“一个副部长竟然是这种素质。”
贺欣初也对成德林依然幽怨难解，“兔子都不吃窝边草呢，你说他贱不贱？”
同样叹息的还有詹腊珍，“都40多岁的人了还没个稳定工作，我挺为他着急的。”(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周范才 | 湖南长沙、石门报道)
转自：泉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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