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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

 

大历史观下的抗战史

 

来源:红色旅游网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5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对平型关战斗的宣传和叙述前后不一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9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后有20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产党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怎样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存在一个从什么视角来分析研究考量的问题,即是从对某一个政党力量发展的利害出发,还是从全民族的利害出发来研究之区别。出发点不同,结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战结束后,处于政治敌对状态下制订的文件,或者领导人的讲话,我们现在不能照搬过来,代替对历史的研究,依为结论。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则,以往的种种文件、讲话,都需要接受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判断其是否真实,是否正确。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已经60个年头了。对于六七十年前的这场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究竟应当怎样全面客观的认识,这是值得思考的。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战史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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