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
百科名片
高敬亭：新四军名将高敬亭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河南省新县城郊董店人。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八军创始人之一。1907年8月出生于新县新集镇董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0岁丧母。因家庭贫困，只读过六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帮父亲种田。 在大革命时期，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的共产党员方进贤、梅光荣等人以走亲访友为名在鄂豫边区开展革命活动。高敬亭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随之开始了革命活动。
参加革命
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爆发，高敬亭参加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重新组建红28军，并任政治委员，他以超人的胆略，领导和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争，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奇迹般地战胜了百倍于己的强敌，在多次反围剿中，他无比忠贞地捍卫了大别山的革命红旗。
高敬亭领导的红二十八军自成立之日起，尽管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曾遭到过损失和伤亡，但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始终保持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队，英勇地打击了敌人，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一面坚持战斗的旗帜。1937年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高敬亭率四支队与日军浴血奋战之时，由于受错误路线影响，将他秘密逮捕，并押在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储家围子。
剿杀运动
高敬亭是一位传奇人物，他率领2000名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3年里，战败了率领10多万军队“剿共”的国民党3任总指挥。特别是最后一任总指挥卫立煌，除率领10多万正规部队外，又武装30多个县保安团，修筑8万多座碉堡和40多条封锁线，对红军实行所谓“驻剿”、“围剿”、“追剿”，也无济于事。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刚发表战报称“高敬亭被击毙”，第二天其部属国民党一○二师就遭到高敬亭部重创，气得他悬赏十万大洋要买高敬亭的人头。
高敬亭不仅在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在抗战时期也名震大江南北。在他辞世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其领导的四支队抗日战绩位于新四军4个支队之首。也就在这个时期，他走向生命的尽头——他被定上“消极抗日”等诸多“罪名”，被蒋介石假共产党人之手，牺牲在革命阵营里……
高敬亭，原名高志原，1907年8月12日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乡（今属河南新县辖区）一个贫农家庭。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光山县委书记，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委，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新四军四支队司令员。他在大别山历次反“围剿”战斗中屡立战功。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主力先后离开大别山苏区后，面对10多万敌人的疯狂“围剿”，他临危受命，将苏区零星的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坚持保卫大别山苏区的武装斗争，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给国民党军以重创，直到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抗战时期，他依然以游击战术，不断重创日军。
面对气势汹汹的敌人，高敬亭临危受命，迅速将活动于皖西和鄂东的部分红军游击武装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自任政委（未设军长），下辖八十二师和手枪团。八十二师下辖3个营和1个特务营。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政委方永乐，手枪团团长余雄。全军1100余人。红二十八军成立之后，接连在霍邱、潜山等地打了几个大胜仗，歼灭了安徽保安第三团2个营和敌十一路军九十六旅二一三团1个营。
刘镇华接电后，立即召集各军长开会，将大别山苏区划为4个“驻剿区”，在指定区域内“清剿”，另外还设立追剿部队，不分剿区，跟踪“追剿”。
战略智慧
慧高敬亭探知敌人新的“清剿”部署后，立即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他说：“敌人虽多于我们几十倍，这是他们的优势，但他们地域不熟，调度慢，各部行动也不可能一致，特别是十一路军和二十五路军及东北军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互相矛盾重重；我们红军虽然人少，是劣势，但我们地情熟悉，调动灵活，有人民群众和地方党组织支持，能够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有大别山良好的根据地掩护，便于游击，完全可以坚持下来，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因此，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会议决定：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以分散游击为主，时聚时散，分散敌人，调动敌人，疲劳敌人，拖垮敌人，相机打击敌人，保卫根据地。
刘镇华得知一九一旅战败和六二二团被歼的消息，气急败坏，他认为红军之所以难以歼灭，主要是各“驻剿区”画地为牢所致，他命令各“驻剿区”各组织2至3个团的“追剿”部队，不分地区界限，跟踪“追剿”红军，务必在4月底前“剿清”红军。为了给各“驻剿区”做出样子，他将其看家精锐部队独立第五旅组成“追剿队”。
郑廷珍为报鸡冠山之仇，
走向成熟
刘镇华虽然费尽心机，对红军围追堵截，却屡遭失败，到5月中旬，其10多万军队不但没“剿灭”红军，还被红军消灭了不少。蒋介石一气之下，免去了他的总指挥之职，由二十五路军司令梁冠英取而代之，限其年底前完全“剿清”红军。
梁冠英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召集各部队师团以上领导人开会，重新划定“清剿区”。并严令在哪个“清剿区”发现红军流窜，就拿哪个“清剿区”负责人是问。会后，他到各“清剿区”边界巡视，又在各“清剿区”之间建立联防队，负责各防区之间的联络，以为这样，红军便无处游击了。但无论敌人如何变换花样，红军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游击战总是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3个多月来，部队由初建时11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每个连队都建立了机枪班，弹药也较充足。更可喜的是，部队积累了很多游击战的经验，高敬亭将这些经验总结为：在策略上，坚持“三打三不打”原则，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则不打；无大伤亡则打，伤亡大则不打。对待各路强弱敌人的作战原则是：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坚决打击地方保安团；在战术上执行“拖垮敌人，疲劳敌人，扰乱敌人，打击敌人”的“十六字诀”；利用敌人互不相识，保存各自实力的矛盾，化装成敌人，歼灭敌人；在通讯联络方面，充分发挥地方党组织作用，派红军骨干到区、乡、村，组织区、乡、村便衣队，白天为民，劳动生产，晚上为军，宣传红军政策，侦察敌情，镇压地方反动分子，团结一切可以争取的革命同情者，特别是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的小头头，建立两面政权，为红军服务。高敬亭总结的这些经验，都是从实战出发的成功经验，易于掌握和运用，对坚持大别山苏区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是高敬亭这位农民出身的游击专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7月底，红二十八军在店前河整训，交流各自的游击作战经验，一致认为化装战术是打破敌人划区“围剿”、联防堵截的有效方法；特务营营长林维先又介绍了他去平汉铁路沿线，到敌人后方打敌人地方武装的经验，认为敌人后方防御松懈，到敌人后方游击，既可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又可调动敌人出山回援，减轻根据地的压力，一举两得。
1935年秋至1936年初的3个多月里，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一会儿山里，一会儿山外，时而红军，时而“白军”，3次往返平汉路，打到了武汉边缘的蕲春、黄梅、广济、黄陂和豫南的潢川、信阳，迫使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连连向蒋介石告急：大别山总指挥梁冠英“围剿“不力，纵匪出山，危及武汉、开封。
其中一个骑马的敌军官大声怒吼道：“我是十一路军秘书长，你敢检查我？！”
詹化雨说：“你就是蒋介石也不行，我们梁总指挥命令我们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你们怕是给红军送给养的吧！”
敌秘书长破口大骂，挥起马鞭就朝詹化雨打来，詹化雨一闪身，掏手枪骂道：“妈的，你八成是红军的秘书长！”命令战士们：“下了他们的枪！”一分队100多名战士一拥而上，将3个骑马的拉下马来，缴了他们的手枪，后面跟着的10多个敌兵也跟着被缴了械。
敌秘书长还不服气地大骂着。这时，高敬亭走上前去，喝道：“老子是红军，你再骂，老子就敲掉你！”敌人这下全傻了眼。
高敬亭教育释放了敌士兵和两个副官后，将装满银元和将校服装的30多副担子，仍由挑夫挑着，昼伏夜行，于2月底返回大别山。敌秘书长中途逃跑被击毙。
敌十一路军给养被红军截获，使敌武汉行营主任何成俊大为恼火，又向蒋介石告了梁冠英一状，说梁冠英在大别山围而不剿，使得红军到处流窜。蒋介石鉴于他限期年底“剿清”大别山红军的命令又成泡影，一气之下，又下令撤了梁冠英总指挥之职，令其爱将卫立煌重返大别山就任总指挥。
挫败卫立煌
卫立煌，安徽合肥人，早在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亲任总司令并兼任中路军司令，卫立煌是第六纵队司令兼14军军长，在“围剿”大别山红军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故而蒋介石在金家寨建县，以卫立煌之名，命名为“立煌县”，这实在是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最高奖赏。卫立煌这次再任大别山“剿共”总指挥，深感蒋介石对他的“厚爱”，国民党《中央日报》
卫立煌离开上海到达金家寨后，部署“围剿”，也没有什么新花样，不外乎还是围、追、堵、截。他划的4个防区也和原来刘镇华、梁冠英的“驻剿区”相似。所不同之处，在于他搞“剿抚兼施”、“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扩建地方保安团。特别是“军政并进”和“碉堡政策”的手段是很毒辣的。“军政并进”，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逼迫群众订立“五家连环保”条约，一家“通共”，五家俱杀。碉堡设置犹为苛刻，其命令规定：“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能容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地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能以互相通视火力为要。”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
此外，各县、区、乡、保还规定了训练壮丁数目，作为区、乡、保的武装组织，以实现“军政并进”的目标。
然而，等待卫立煌的还是失败。
高敬亭根据李有光提供的情报，于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红军信息灵通，在广大农村活动自如，而卫立煌的“军政兼施”却难以实施。
国民党中央巡视专员袁德情向蒋介石报告说：“共匪在黄安、麻城一带死伤、被俘无数，特务团团长林维先被击毙，尸体解往黄安示众，所缴枪支已汇报军委会。”可笑的是，早在
卫立煌得知林维先并未被“击毙”，反而在白羊山歼其一个营，实感羞愧，便以十万银元悬赏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维先。
卫立煌看到《申报》的一则报道：“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国军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后，大军进剿，则彼云无匪，大军过去，匪众皆是……”卫立煌便把罪过归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四处游击，与国民党地方政府避而不战或与敌为友有关。特别是白羊山之战的失败，他认为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在红军走后才向国军报告的，以致于国军扑空；国军住下又被袭击，也是地方官员向共产党报的信。
卫立煌觉得在白羊山审训，不能杀一儆百，便把张一函带到黄安县城，召集边区各县、区长、联保主任参加听审。张一函原来仅是一私塾先生，从没见过这么大官，这么大阵势，当卫立煌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如何向共匪报信时，张吓得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只一个劲地承认他“有罪”。
参谋长郭寄峤以为他真的是共产党，把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掼：“你是什么罪？何时加入共产党？不如实招来，我立刻枪毙了你！”
张一函被郭寄峤这么一声喝问，要他招认是共产党，又听说要枪毙他，神智居然清醒起来，说：“我今天死也要死个明白，你说我是共产党，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是表白我的功劳，国军不管哪次经过我们白羊山，我们都杀猪宰羊招待，索要担架、民夫，从没打顿，只要有红军活动的消息，我都立刻报告。就说这次红军过白羊山吧，我当时就向县里报告，你们追来时已是第二天下午，红军跑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红军夜里返回白羊山，你们那么多部队都不知道一点消息，我怎么知道呢？你们这次损失，恕我直言：贵军到白羊山，没找到红军打仗，便一窝蜂地抓鸡捉鸭，搞女人，红军夜袭时，一点戒备也没有，有些弟兄还在女人床上。据说红军不过百人，而国军多红军几倍，结果却兵败如山倒……”
“住嘴！”郭寄峤哪能容他再讲下去，恼羞成怒，说：“我说你不是共产分子，就是通共！你现在还在替共产党说话，诽谤国军！”便命两个警卫：“把他拉出去枪毙！”
张一函对郭寄峤说：“你杀自家人很有本事，你和红军打仗要有这样凶就好了，真是‘煮豆燃豆萁’，亲者痛仇者快！”
张一函被处决，吓得那些县长、区长、联保主任们面如土色，个个都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卫立煌感到处决张一函达到了杀一儆百的目的，便假惺惺地说：“各位同仁，今天郭参谋长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们多数都是对党国忠心耿耿的，但也保不住有少数像张一函这样的共产党奸细。大家想想，国军10万多人，四处围剿，红军却能到处如入无人之地打我们的游击，如果不是有像张一函这样坐探，红军能生存吗？今天请大家来，无非要大家同心同德，完成蒋委员长交给我们剿清大别山残匪的任务，维护地方治安，保卫民众生存。希望诸位今后要务必小心，一发现红军，立即报告，如发现在哪个地方有红军不及时报告者，定然严惩不贷。”卫立煌正在滔滔不绝地训话，有一位参谋递来一份电报给郭寄峤，郭看后，大为震惊，立即呈卫立煌。卫立煌看后，草草结束训话，率领随从离开会场——原来是
七七事变，震惊全国，也引起全世界关注。可是，多年和中央失去联系的红二十八军，却一点消息也不知道。
姜树堂家住西安，原是国民党十一路军中的一个排长。1936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被红二十八军围困，率全排投诚，此后在红军中任排长，后因身体不好，经批准回家休养。西安事变后，他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真正代表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他便到中共中央驻西安办事处报告了大别山红二十八军的情况，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等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将上述文件交给他送往红二十八军。
高敬亭根据中央文件内容和中央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精神，向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停战谈判倡议。经过艰苦的谈判，
准备抗战
在与国民党谈判结束后，整训部队，做抗战准备。1938年1月，红二十八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下辖七、八、九3个团，全支队3100人。
高敬亭功昭大别山，征战皖中、皖东，功勋卓著。虽不能说高敬亭是常胜将军，但他领导的部队，确是胜利之师。高敬亭在对敌斗争中是胜利者，但在革命内部斗争中，却被革命的子弹所误伤。高敬亭在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时，由于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错杀过自己的战友，但那是在失去党中央领导，在敌军围困万千重，一时难辨真伪的情况下发生的，当然，后来对高敬亭的批判斗争，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条款，如拥兵自重、独立王国、山大王主义、违抗中央指示、不服从军部指挥、消极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等等。最后批判他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完全超出了原则界线。
被定罪名
上述加在高敬亭头上的罪过，多是在高敬亭领导四支队一年多的时间里发生的事。可前面所列的高敬亭率领四支队东进抗日所取得的战绩，列新四军各支队之首，这本身就证明他是忠于党的，更是积极抗战的，是执行中央命令的，而不是反革命、反党、反中央。
无须讳言，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远离党中央，缺乏组织监督，独揽一方党政军大权，养成了一些独断专行、一言堂的家长作风，这对其当时和后来正确处理上级和同事之间关系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肃反”扩大化问题上，他错杀了一些同志，积怨很多。他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大别山作战和他领导的四支队东进抗日不断取得的胜利，也使他产生了居功心理。他创建的以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为中心，背靠大别山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不愿让给国民党，是他“拒不执行新四军军部命令”延宕进军皖中的主要原因，也是他最终被处决的主要原因。高敬亭
毛泽东对高敬亭的问题是很关心的，1953年视察安庆时，他曾对安庆市委书记傅大章说：“高敬亭不应该杀，是戴季英搞宗派捣的鬼（作者注：戴季英，高敬亭老乡，时任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红军时期，就和高敬亭有矛盾。解放后任开封市委书记，因触犯刑法被关押20余年）。”
成就及荣誉
高敬亭 (1907-1939)，原名高志员，河南省新县城郊董店人。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红二十八军创始人之一。1927年参加革命，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当选为光山县弦东区第一乡苏维埃武装委员，不久，任乡苏维埃主席。同年秋，弦东区苏维埃成立，高敬亭调任区苏维埃武装委员。1930年底，任鄂豫皖特区苏维埃粮食委员、特区主席。1931年5月，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省委组织部长，同时兼任光山县委书记。1931年7月，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光山县委书记。先后创建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1932年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失利，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高敬亭奉命调往赤城，任豫东南道委书记。为了统一领导留在鄂豫皖地区的武装力量，坚持根据地斗争，同年11月，省委在黄安檀树岗重建红二十五军，高敬亭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政治委员。参加领导了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4月，红八十二师在皖西重建，高敬亭任师长。同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高敬亭兼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率部分红军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1月，高敬亭在太湖县凉亭坳金家大屋主持召开了干部会议，第三次重建红二十八军，任军政治委员。同时，发展地方武装，成立了四路游击师，进一步加强了便衣队建设。他领导红二十八军和苏区人民在鄂豫皖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成为根据地人民心目中的一面坚持战斗的红旗。抗日战争爆发后，高敬亭坚决响应党中央合作抗日号召，亲自出面与国民党鄂豫皖地方当局进行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1938年2月，红二十八军和豫南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命令，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支队司令员，率部开赴抗日前线。他领导四支队在巢县、相城地区打击日本侵略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为而后我军开辟华东抗日战场，打下了基础。
社会评价
1939年6月，高敬亭被错杀于安徽省肥东县青龙场；
1975年11月，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重审高案；
197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他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