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律师像李庄
我觉得李庄很可怜，是个超级倒霉蛋，以至于我在挪威休假，都还想起他。
周二那天，我泡在卑尔根的哈德兰德法院，完整地旁听了一个刑事案件。那是一种灵魂出窍的奇特经历——看着眼前的挪威法庭，思绪飘回苦大仇深的祖国，想起自己作为法治记者的一些经历。
看着法庭上的每个角色，我都情不自禁地与中国对比。听着听着，忽然心疼起自己，原来我在国内一直活得如此紧张不安，可是，竟然已经习惯了。
下火车后，我在雨里狂奔。我对法院咨询台的女士说，想旁听庭审，随便一个刑事案件都行。她没问我国籍、姓名、目的，甚至也不需要我出示任何证件，只因为我是个人，就同意我旁听。这个过程，只花了两分钟。
在北京采访，如果是普通案子，我要说得出法官的姓名，才能拿到旁听证；如果是重大案件，我几乎不可能进入法院的大门；就算幸运地混进去，也只能鬼鬼祟祟地躲在厕所和走廊。如果被法警发现了，他们就会把我押出法院。在黄光裕案宣判那天，他们就是那样子对我的。我曾试过在山东的法庭上质问法官，既然案件不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地关门审判？可是，法官狠狠地一敲法槌，大声斥骂，“我是法官，叫你出去就出去”。此类经历，不胜枚举。偶尔，法院也有欢迎媒体采访的案子，让电视台记者把被告当石膏像一样无礼拍照。
言归挪威。那个法院像菜市场一样，敞开大门，竟然不用安检，毫不设防，甚至连一个警察都没有。无论是大门还是法庭门口，都没有法警站岗。我很诧异，他们的威慑力从何而来？为什么不怕人们持枪攻击法院呢，就像我们湖南长沙那个事件？
终于可以在法院出入自如了。可是，我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四处张望，暗暗忐忑，“事情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呢？”
回家参加葬礼的被告
9点半，法庭的各路角色都到了。法官席上有三个人，一个是法官，左右是陪审员；被告缺席；律师和检察官穿着一样的法袍，以至于我无法分清谁是谁。一共三排的旁听席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是黄皮肤的外国人，显得那么突兀。我害怕法官问我的职业，害怕他们会像中国那样警惕外媒。
没想到，法官只是好奇地悄悄看了我一下，甚至不敢盯着我看。他没有驱逐我，没有一个人对我盘问。
后来，法庭因故休庭5分钟。穿着法袍的先生走过来用英语和我搭讪，给了我一份挪威语的起诉书，安慰我说，庭审后，他可以用英语向我具体解释案情。那时候，我才知道，他是律师，被告涉嫌盗窃和窝藏毒品两项罪名，被指控偷了CD播放器、汽车等物品，身上有
被告是个32岁的男子，逮捕后，被警察羁押。几个星期前，他19岁的女朋友吸毒过度致死。他很难过，对警方说，他的恋人去世了，要出去参加葬礼。警方准许了。可是，没想到，他今天竟然没出席庭审。
法官和陪审员决定，缺席审判，因为如果被告罪名成立，刑期少于一年，属于轻罪。不过，被告仍然有上诉的权力。
所以，在上午的庭审中，被告席是空的。但是，法官仍然请了8个证人到庭，由法官、陪审员、检察官和律师轮流问话。有的证人来不了，法官会当庭拨打电话，用电话会议的仪器，让整个法庭都能听到证人的声音。在每个证人离开法庭前，法官都会礼貌地问检察官和律师，是否还有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证人。在中国，绝大部分案件都是检察官宣读证人证言。有时候，律师会在庭后告诉我，有些证人被侦查机关关了好几个月，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状态下写下证言。
中午休庭半个小时。我问检察官，为什么证人愿意来法院作证，难道他不害怕被报复吗？
检察官反问我，谁敢报复呢？会被严厉惩罚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我再问律师，在侦查阶段，你的当事人会被警察打吗？或者不是用暴力打，而是不给他吃饭，不让他睡觉。
他也反问我，谁敢打呢？警察会被严厉惩罚的，法律有明确的规定。
后来，我没接着问，你们的法律都得到执行吗？关于刑讯逼供，我们中国也明文禁止，可是看守所常常有犯罪嫌疑人离奇伤亡。
像李庄一样眨眼的律师
下午开庭前，律师对我说，法院通知，被告下午出庭。
12点50分，那哥们进入法庭，旁边是两个警察。进来法庭后，警察就松开他的手铐。他一头金色的短发，穿着干净的蓝色休闲服，咖啡色运动鞋，右耳朵还戴着闪闪发亮的耳环。
我记得，在重庆打黑的时候，有个被告是穿着睡衣出庭受审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身体那么虚弱，开庭不到5分钟就昏倒了。法警用冷水泼一下他的脸，他又醒来了。
金发青年进来后，对法官说了几句话。庭后，律师告诉我，他是向法官解释，上午缺席的原因是睡过头了，醒不来。我很诧异，姑且不管理由是否真实，他这样说话，难道不怕引起法官不悦，最后被重判吗？为什么不像中国很多被告那样战战兢兢的，或者来个痛哭流涕，争取一个“认罪态度良好”？
当然，李庄除外，在我印象中，他是最有血性的被告。我从来不认为他二审认罪是不够爷们。我采访过重庆打黑的案子，能理解李庄的恐惧。
由于不是暴力犯罪，这个金发青年不用坐在被告席上，而是律师旁边的座椅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桌子上的杯子倒水喝。
等他喝完水后，律师就径自拿着起诉书，带着被告离开法庭。我知道，他们是做庭前沟通。在中国，律师一般只能在看守所隔着玻璃与当事人谈话，警察在旁，而且还可能有摄像头。律师李庄因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被判入狱，其证据之一就是在庭前沟通时，他对当事人龚刚模眨眼睛，“教唆”他在庭审上翻供，公开被刑讯逼供的过程。
所以，我太好奇了，很想知道这个挪威律师是否会“教唆”当事人辩护。于是，我鼓起勇气也离开法庭。我看见他们紧紧地挨着，坐在沙发上，一起分析书面材料。我看到了，那个律师注视着他的当事人，不但眨眼睛，而且眨了很多次，甚至还夸张地耸肩，有着丰富的肢体语言。一个女警察站在大概
庭后，检察官向我解释，除非暴力犯罪的案子，一般没有警察留在法庭里。至于本案，警察是中午临时被安排去找被告到法庭的。
几分钟后，被告回来了，接受检察官的问话。他的律师递给他一分黄色的辩护材料和起诉书。针对起诉书的每条指控，律师都写了备注，而且还贴了一张黄色的纸条，也写满文字。那个被告有点口齿不清，不过，他可以低头念手中的材料。如果他停顿下来，他的律师会用眼神和动作提醒他。
后来，他又接受法官的问话。当他结巴的时候，他的律师会掉过头来，和他窃窃私语，指着桌上的材料，提醒他辩护要点。
律师竟然敢这样做，法官竟然也没有训斥他们。在中国，哪个刑事辩护律师不怕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这个恶法简直是一剑封喉，让律师冤死却无处申告，因为他对抗的是司法机关。李庄之后，哪个中国律师不害怕成为第二个李庄？
我勇敢地上了一次厕所
为了这个小案子，法官花了将近6个小时，不厌其烦地倾听控辩双方。我认为，他老人家累得很。而且，法庭上竟然没有书记员，法官自己用电脑记录要点。
这么长的庭审，只有半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中途，我很想上厕所，但是不敢，尽管法庭的门离我只有
那是几年前，我去北京二中院采访新华人寿董事长关国亮案。当时刚进《财经》不久，家住北五环。为了保证旁听无意外，开庭前的晚上，我没回家，睡在办公室的沙发。次日凌晨5点醒来，没吃早餐就冲到法院。传达室一开门，我第一个进去。可是，人家说，旁听证已经发完。
后来，我找了其他案子的旁听证混进法庭了，你能想象我当时的狂喜。
可是，就因为中午休庭，一切风云突变。
其他人外出吃饭，我不敢去，躲在厕所里，饿得两眼昏花。一点半开庭，我重新进入法庭。结果被法院工作人员盯上，查旁听证，然后，拒绝我再进法庭。
我不甘心，趴在法庭门口的缝隙，侧着耳朵继续听。谁知道，一阵妖风吹来，门竟然开了，一抬头，法官站在我面前。结果，毫无悬念。
那是我做记者后的第一次采访，影响深远。
“进入法庭后，能不出来就不出来”，成为我第一条采访经验。
可是，周二那天，我突然很想挑战挪威的法院。
他们的法庭没书记员，检察官要亲自打电话通知证人进法庭，或者通知外面走廊等候的证人，要亲自在法庭门口恭候。
我犹豫了很多次，在检察官打第四个电话的时候，我勇敢地跟着出去了。可是，一打开门，看见走廊上有警察，他刚好抬头，也发现了我。我条件反射式地往后躲。后来，我想这是挪威。甚至有种奇怪的想法，我偏偏要接近他，看他会对我怎么样。
于是，我过去问他厕所在哪里。没想到，这个帅气的警察叔叔竟然对我微笑，并且热情地领我到厕所门口。
庭审后，我才知道，他是检方证人，当时在法庭门口等候作证。检察官说，如果不是暴力犯罪的案子，法庭内一般不会安排警察。
当我急急忙忙上完厕所，再进法庭时，法官没有抬头看我。虚惊一场。
下午三点多，法官宣布休庭，2天后宣判，而不是中国式的“择日宣判”。
庭审后，我兴奋得很，有无数的困惑，缠着律师和检察官狂问。
我问律师，法庭为什么没有书记员？庭审后，法官再看案卷判案，他能记得住那么多人说过的话吗？在二审时，万一证人否认一审的作证怎么办？
律师答，法官没有案卷，只有起诉书。他必须在法庭上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解释，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形成独立自由的心证。二审法院和一审法院完全独立，会重新传唤证人作证。
我还问律师，为什么被告开完庭之后可以回家，不用继续羁押。
他说，本案被告没有人身危害性。如果延长羁押时间，警方要派律师和被告的律师对簿公堂，最后由法官裁决。
最后，我问律师，挪威有没有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例如我们中国的李庄律师，竟然被中国法院认定有罪并且判刑，罪证之一就是对当事人眨眼睛，教他做辩护。
但是，我忘记了“眨眼睛”的英文单词。于是，我拼命地对挪威律师眨眼睛，说，看着我，就这样，这样的行为，在中国，律师是不能做的。
但是，他听不懂也看不懂，反复问我，律师被送进监狱了？
看着他一脸的困惑，我想，和人权发达国家的人交流，简直是鸡和鸭讲。
于是，我放弃了提问，怕人家笑话，这个stupid Chinese ，竟然连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懂。
（很抱歉，财新的博客软件实在太臭了，无法分页，一分页就丢失文字。每次都浪费我很多的时间进行后台修改，今天，我忍无可忍了。不改了，就这样吧，你们委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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