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难意味着什么？
请看一组发人深省的数字：
一、目前中国“70%以上”“事关被告人生死攸关的刑事案件”无律师介入，即大多数被告人都是自辩或请亲友代理。
二、1997年至2002年间，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其中80%由司法机关“送进班房”，“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
三、近年来各地法院受理刑事案件数量飚升，一些律师却“不敢办刑事案”(即担任辩护人)。
我作为律师，看到这组数字后，一直被一个问题折磨着：刑辩难，难在哪里，且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刑辩难，难在内无效果，外无保障。
内无效果，即我国的律师辩护效果差或者没有效果。依夏勇先生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一书的界定及其调查的结果，将刑辩效果差以控、辩双方的视角界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审判人员和公诉机关的人员认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往往只是就证据中的某些枝节问题纠缠不清，而不顾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或罪重的基本事实与基本证据，这使辩护效果很差。还有的辩护律师只是就被告人以前的一贯良好表现、现时的认罪服法的态度等非法定因素，请求法庭据此从轻或减轻处罚，简单或草草辩护了事。他们又认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就事实和法律问题上对公诉根据和理由进行辩护，一般都无所作为。甚至认为被告人聘请律师实属多此一举，对法庭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辩护律师则认为，辩护意见很少为法庭所重视，这是其辩护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通常反映在五个方面：
(1)法庭一般在开庭前即已对案件形成固定的看法。有时，甚至尚未开庭，判决书也已拟好。在这种情况下，辩护律师即使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提出了疑问，对适用法律提出了异议，对已经形成的法庭意见，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2)对律师提出的控方违法证据，法庭不予查证，还由于律师不能在形成违法证据的侦查阶段介入其中，对此无证据证实，导致辩护律师在法庭提出的意见变得毫无意义。
(3)当辩护律师掌握了某些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线索，要求法庭调取证据或传唤新的证人，法庭对其请求很少予以理会，致使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难以充分体现。
(4)对有疑点的证据要求律师提出相反的证据。况且，律师取证手段及权威性上，以及在准备辩护的时间上较之公安、司法机关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5)法院在判决书中反映的往往不是全部辩护意见及理由，而只是叙述其中某一部分并对此断章取义的分析。基于以上原因，辩护律师认为，其辩护效果不佳是必然的。
至于外无保障，本文开头援引的至少有500名律师被“滥抓、滥拘、滥捕、滥诉、滥判”，“绝大部分(占80%)又最终宣判无罪”的数字已经说明了一切。问题在于，我们忽略了律师刑辩难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恶果，只看到了“前因”，即新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成为摆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刀”，也看到了风险四伏的律师执业环境和刑辩效果差，但是，真正让我们的刑辩律师彷徨无助的根源还不是我们已经探讨的这些。
对律师界来说，刑辩难意味着在刑辩难的坚壁目前，它成了我国刑辩律师的“分水岭”：要么不畏艰难，百折不悔，秉持律师追寻人间正义的德操，可歌可泣；要么“随大流”，就事论事，“把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走完程序，难顾结果；要么在法庭上充当一个“唱戏的”，法庭下扮演自谑的“皮条客”，与极个别道德败坏的法官狼狈为奸，算计当事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说到底，刑辩难的出路事实上就是整个中国法律制度的出路。律师在给自己争取权利吗？不。决不是！赋予律师以真正的辩护权，就是赋予每一个人以真正的人权。
来自：法制日报 王斐弘 200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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