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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刑事诉讼法出现了“进一步退两步”的现象
著名刑事辩护律师、中华全国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说，1996年《刑事诉讼法》把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活动的时间从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这个举措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历史来说是一个飞跃式的进步，几乎接近了世界法制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实践中，为了防止律师妨碍侦查，刑事诉讼法增加了第三十八条，防止律师引诱证人做伪证。相应的，刑法增加了第三百零六条。于是，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整个状况，就出现了较之新法颁布前进一步退两步的现实情况。
刑事诉讼法的四大问题
中国诉讼法学研究会刑事诉讼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提出刑诉法的四大问题：第一个是刑讯逼供问题；第二个是超期羁押；第三个是律师权益保障问题；第四个是在执行过程中的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问题。刑诉法实施以来，大量的问题产生而且解决不了。中国二十多年的法制建设进程，出现了“瓶颈效应”，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但是今天的司法体制不改，刑诉法的再修改将步履维艰。
中国要构建三审终审制？
据陈瑞华教授透漏，从去年五月中共中央成立司法体制改革委员会以来，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了司法改革的高潮。当时讨论的热点是要不要构建三审终审制，最高人民法院要不要在全国设六所分院，是否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等。
但陈瑞华教授同时指出，中国现在的两审终审制度存在很大问题，第一审，名存实亡！摘要式宣读案卷笔录，证人不出庭，同案被告人不出庭，被害人不出庭。二审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开庭，会见被告，提讯一下，阅阅卷，就解决了！整个审判只是对侦查的一种延续和确认，公检法彻底走向利益共同体，这种情况下能搞什么再审制度改革？如果第一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部审查，把大量的冤假错案拖到二审，二审不开庭再拖到再审，怎么修改再审制度也没用。全世界的再审都是例外，不可能成为一般的程序。
司法公正应该有最低的公正标准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冀祥德博士指出，在中国目前没有法律真正有效的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我们怎么办？从世界范围看，司法公正应该有最低的公正标准，联合国的国际公约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就是衡量这个标准的依据。试举一例，九八年十月，我们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力国际公约》，其规定“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和“不得强迫被告人承认自己有罪”等基本规定，而刑事诉讼法却规定“被告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
我们怎样修改刑事诉讼法
冀祥德博士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三个原则：
首先，要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上动手术。增加三个基本原则：程序优先原则；控辩平等原则，表现为控辩双方诉讼地位、手段上的平等；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原则。
其次，要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原则。比如无罪推定原则，我们的无罪推定原则实质上是法院的审判权问题。修改司法独立原则，实现法官与审判组织的独立。修改程序公开原则，不仅是审判程序的公开，侦查、起诉、执行程序都需要公开，看得见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
第三个方面，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相关制度。首当其冲要修改辩护制度。我们所说的“五难”其实是辩护难，中国律师的处境现在就像冰天雪地里的行车人，既想达到目标，又要注意黑暗道路上的冰雪和沟壑，处境可想而知。这是中国辩护律师的生动写照。其次修改证据制度，以及若干程序，如犯罪嫌疑人的询问程序、羁押制度、一审二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等。
我们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法制体系
陈瑞华教授说，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动辄“引进”“移植”，要研究中国的问题，不是在书斋里研究，所以说法律研究，就是要研究活的法律，书本上的规则无法根本解决实践问题。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到底适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本质问题是从七十年代就开始的法制现代化运动进步甚微，而传统的潜规则一直在发挥作用。盲目的引进和移植国外先进的法制体系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政法大学准律师协会发起并承办。中国律师杂志社总编辑刘桂明主持本次研讨会。中国政法大学近千名师生和北京大学、人民大学等院校学生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律师网记者刘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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