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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点，从右安门前往马甸附近的裕中西里采访赵登禹的女儿赵学芬，司机建议走二环，我坚持走城里，“走赵登禹路！”司机是一位30多岁的女子，我说我要去采访赵登禹的女儿，我问她知不知道赵登禹，她说知道赵登禹路在白塔寺附近，赵登禹好像是个抗日的将军，更多的就不知道了。我跟她讲了赵登禹的大致事迹，她听后说，以前真没听过，对这样的英雄宣传得太少了！
赵学芬今年70岁，1997年从民革北京市委副秘书长职务上退休。68年前父亲赵登禹牺牲时，她才两岁。两岁的她不可能对父亲有什么真切的记忆，但是对父亲的崇敬和怀念，让她几十年来一直注意搜集有关父亲的各种资料，并在心里形成了自己对父亲的一整套认识。从她嘴里说出的赵登禹的故事，是传奇，也是家常。
生前传奇: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赵登禹是山东菏泽人，身高
就在任109旅旅长期间，赵登禹迎来了让他名垂青史的喜峰口战役。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
赵学芬一直保存着两张翻拍的赵登禹在喜峰口战役期间的照片:一张是全身戎装照，左腿打着白色绷带，身左有一行小字注释“左腿受伤后，自告奋勇，由左翼潘家口夜袭敌营之赵旅长登禹”，身右有一句赵登禹的话带着引号“肢体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才算大纪念”；另一张是半身戎装照，照片下的文字为“三十七师一百零九旅旅长新升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显是刚被嘉奖提拔后摄作纪念。
对于横行跋扈的日寇，赵登禹一贯坚持针锋相对与之斗争。1936年夏天，几名日本特工绑架了第29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赵登禹与另两位师长冯治安和刘汝明商量后认为，鬼子竟敢抓我军高级将领，实在太嚣张，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他们将一亲日分子叫来，赵登禹让其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两小时以内好好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先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说完，当着亲日分子的面，赵登禹操起电话向部队下令，要求两小时之内完成作战准备，待命行动。日本人被赵登禹的凛然之气所震慑，果然在两小时内就将宣介溪送了回来。
身后哀荣：流不尽的时间永存一份大纪念
赵登禹牺牲后，先由北平红十字会草草掩埋。几天后，陶然亭内龙泉寺的僧人们将赵登禹的遗体取出，盛殓于一上好棺材，暂厝于寺内。僧人们崇敬赵登禹的爱国精神，常常一遍又一遍地给棺材上漆，将棺材漆得锃亮。赵学芬对父亲的惟一记忆就是，大概在父亲牺牲几个月后的一天，她和家人被带去看父亲的灵柩，在两张宽宽的木凳上停放着一副黑亮亮的棺材，全家人在棺材前哭成一片。
赵登禹的灵柩在龙泉寺停放了九年，直到抗战胜利后的
赵登禹牺牲后的第三天，即
赵登禹的牺牲，对其家庭而言，打击可谓天塌地陷。其母年近70，备尝老年丧子之痛；其妻倪玉书时年仅27岁，身怀7月身孕，华年丧夫；其子4岁，其女2岁，尚不解生离死别，即与父亲阴阳暌隔。丧夫之痛让倪玉书常年以泪洗面，终至精神恍惚，无力持家。幸得赵登禹的堂弟赵登舜担起了兄长的遗责，扶携这一家孤儿寡母在兵荒马乱中颠沛流离。
赵登舜原是赵登禹手下的机枪连长，有一次请假回山东老家，逾期未归，违反了军规。赵登禹的母亲知道儿子治军甚严，一定会严惩其弟，便预先代为求情，望能轻罚。赵登禹不为所动，按军法下令责打赵登舜40军棍，并宣布革除军职。之后，回到家里，赵登禹再向母亲跪地赔礼，并请医生医治堂弟的棍伤。
或许是上天有眼，让赵登禹革除了堂弟的军职，使其不至于和自己一起战死沙场，也使自己牺牲后，家人能得到一份忠诚的照料。这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
1949年，北京解放，赵学芬和母亲、哥哥、妹妹回到北京。以后，赵学芬和哥哥赵学武进重工业学校读了中专，妹妹赵学芳读了水电学校。赵学芬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城区米粮库小学任教。赵学芬的母亲由于精神不正常，没有参加工作，靠出租赵登禹留下的房屋的租金生活。
“文革”期间，赵登禹的墓碑被毁，“赵登禹路”也被改名为“白塔寺东街”。“文革”结束后，“赵登禹路”才得以恢复原名。1980年，北京市丰台区用汉白玉在西道口原址重建赵登禹墓。赵登禹的妻子倪玉书也得到了政府的照顾，享受了生活补贴和公费医疗。
1992年，统战部领导找赵学芬谈话，调她到民革北京市委任副秘书长。1997年，赵学芬退休。2001年，赵学芬的母亲倪玉书病逝，这个被日冠侵华强加了无数苦难的女性享年91岁。
现在，在北京，除了赵登禹墓和“赵登禹路”，在通州区还有一条“赵登禹大街”，在丰台区还有一所“赵登禹学校”，都是已经物化了的对赵登禹的永志纪念。
无尽遗憾：赵登禹的更多故事，再没人知道了
“您父亲要是生在冷兵器时代，以其出众的武艺，一定是一位让敌人难奈其何的大英雄!”我对赵学芬感慨。
“也已经很不错了，他30岁就当上了师长!”在一旁的赵学芬的老伴插话。
“您可能只看到了我父亲的一面，他是武艺出众，作战勇敢，但他不只是一个赳赳武夫。”赵学芬向我讲起她所知的父亲的另一面。
赵登禹对母亲的孝心在军中尽人皆知。由于他的父亲去世早，他便把所有对父母的孝敬都给了母亲。无论军务如何繁忙，每天回到家中，他都要先到母亲跟前问安。二十四孝中有个老莱子，为了讨父母欢心，总是故意扮出各种稚拙的小孩儿把戏，赵登禹在母亲跟前常常就是个“老莱子”。有一年，宋哲元的母亲做寿，赵登禹送的贺礼中就有一幅他亲题的字“孝思维则”，可见“孝”在他心目中有至高的地位。
“我找这幅字的复印件给您看看!”赵学芬在抽屉里翻了起来，没找到这幅字，却找到了一封信的复印件。“您看看这封信!”
这封信是赵学芬从北京市档案馆复印来的，竖格信笺上，是赵登禹的毛笔字:“径启者，敝师驻防塞北，有名殿布青山者，日前偶在该山得获火狐狸两只，因敝师不便饲养，恐日久伤其生命，殊为可惜，素念贵园万牲罗列，以供游人观瞻，兹特派副官单永安，携往送上，即请查收为荷，此致万牲园。师长赵登禹拜启”。
第一眼看到这封信，我心底大为吃惊，不是吃惊于赵登禹的爱护动物意识，而是吃惊于他的书法。以其笔下所展示的笔力，绝不在当今一些书法家之下，怎么也令人难以相信，竟是出于一个只读过两年私塾的人之手，而且这个人的手素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而闻名。
“我父亲的手可巧了，听说他收藏的古玩坏了，都是他自己修。”赵学芬说着，一脸的骄傲。
“难以想像！难以想像！”我连连叹道。这确实是一个反差太大的人，任谁也很难将这样一种反差捏合在一个人身上，可赵登禹确确实实就是这样一个人。
采访赵学芬后，我总禁不住想，要是赵登禹牺牲时，赵学芬的年龄再大一些，能记得更多的事多好! 赵登禹的更多的精彩故事，可惜再没人知道了。
(稿源：中国青年)
(作者：彭明榜)
(编辑：高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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