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与抗日雄师二十九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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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总部撤到黄河北岸的茅津渡时，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宋哲元知道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安排，於是黯然离开部队，渡过黄河前往郑州，而他的第一集团军(由二十九军改编而成)随即被撤销了番号。失去部队指挥权的宋哲元郁郁寡欢，不久就得上了肝病，病情日渐恶化，于1940年3月回到其夫人常淑青的故乡四川绵阳疗养。
后人为宋哲元盖棺定论，考虑到他一生的大节，仍然尊称宋哲元为抗日名将。如果只看他1933年在长城抗战中的表现，宋哲元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1935年6月二十九军移防平津，宋哲元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一块地盘。然而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宋哲元来到平津这是非之地，被推上了中日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不得不完成了由单纯的军人向军人兼政客的角色转换。这以后的两年间，宋哲元出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可以说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但这两年的风风雨雨也几乎葬送了他的一世英名。
一. 抗日雄师
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幼年家贫，刻苦读书，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随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1922年参加直奉战争，升任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1924年10月冯部改编成国民军，宋哲元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为第四师）师长。1925年秋改任热河都统。
宋哲元是民国时期热河九任都统中最受欢迎的一个。他曾在承德避暑山庄里成立蚕蜂学校，推广种桑养蜂，振兴热河农业。承德街头到处贴着“人不劳动，不配吃饭”等大标语，多年死气沉沉的承德街市为之面目一新。宋哲元还在承德兴办军械厂，可以小批量仿制德国毛瑟20响驳壳抢。1926年，宋哲元部撤离承德时，热河人民夹道相送。
1927年5月，冯玉祥和西北军诸将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宋哲元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兼任陕西省主席。1929年冯玉祥反蒋，被阎锡山软禁在山西，宋哲元遂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率部出潼关进军河南。失利后退回陕西。
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宋哲元任西北军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西北军一度势如破竹，但由於晋军作战不力，逐渐陷入困境。9月，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反蒋联军失败。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西北军余部约六七万人在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童玉振、孙良诚、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的带领下，退入山西，名噪一时的西北军就此分崩离析。1931年1月，西北军残部被张学良收编，成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任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
张学良给了二十九军五十万元的安置费以后就撒手不管。晋东南是阎锡山经营多年的地盘，二十九军驻扎在此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一年多后二十九军移防察哈尔，不得不夜间行军，就是怕被人当作土匪。这段时间的困顿使宋哲元越发渴望得到一块自己的地盘。
1932年8月，在张学良的大力推荐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察哈尔虽然地狭人稀，但毕竟是个落脚之地。二十九军在张家口扩编为3个师，序列如下：
军 长 宋哲元
副军长 秦德纯
参谋长 张维藩
总参议 萧振赢
第三十七师 师长 冯治安
第一O九旅 旅长 赵登禹
第一一O旅 旅长 王治邦
第三十八师 师长 张自忠
第一一二旅 旅长 黄维纲
第一一三旅 旅长 佟泽光
暂编第二师 师长 刘汝明
第一旅 旅长 李金田
总参议萧振赢其实是蒋介石安插的亲信，他在二十九军将领中间的挑拨离间导致了二十九军日后的分化瓦解。
中原大战给宋哲元的教训有很多，首先是内战只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因而二十九军建军伊始，宋哲元就明确提出不打内战，枪口对外的口号，得到麾下诸将的一致拥护，蒋介石数次企图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都被宋哲元以各种理由推脱；其次，蒋介石在军阀混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使宋哲元对蒋及其国民党中央心存疑忌，这个心理影响了他以后很多的重要决策。
二十九军驻防察哈尔不到半年，长城抗战爆发，二十九军被张学良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国军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在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喜峰口抗战的胜利是中国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社会各界纷纷组成慰问团前来劳军，各报记者也蜂拥而至。记录二十九军的新闻电影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影院上映，电影中每每出现宋哲元的镜头时，观众们都要起立鼓掌。二十九军大刀队因长城抗战而名扬天下，作曲家麦新为此创作的《大刀进行曲》，立刻被到处传唱。
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此处突破，造成中国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张学良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长城抗战的失败让宋哲元痛心疾首，他问道：“为什么我们30万大军打不过5万日本军？”二十九军的喜峰口抗战其实是惨胜，虽然歼敌五千，自己也伤亡过万，而徐廷瑶的十七军更是伤亡两万余人。
二. 冀察自治
长城抗战以后，宋哲元带领二十九军回到察哈尔，此时正值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蒋介石取缔，不得不解散，於是全部被二十九军收编。宋哲元征得中央同意，将二十九军扩充为四个师，六万多人。新增的一四三师(原暂二师)由刘汝明任师长，一三二师则由赵登禹为师长。二十九军还接收了抗盟的大量武器装备，包括原东北军汤玉麟部的三十多门山炮，实力大增，成为华北举足轻重的一支军事力量。
1934年，日本继续在华北挑起事端，这年连续发生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迫于日本的压力，
宋哲元在察哈尔同日本人周旋，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不想仍然被罢官，不禁愤懑异常，离开察哈尔前往天津私宅休养，临行前在张家口火车站公开指责蒋介石：“谁再相信蒋介石抗战，谁就是傻瓜笨蛋！”来到天津以后，即有谣言传来，说中央要调二十九军南下剿共，更使宋哲元相信中央要向二十九军开刀。宋在天津的十几天，被大批汉奸包围，诸如王揖唐、曹汝霖、陈觉生、齐燮元、陈中孚等人物纷纷登门拜访，劝说宋哲元投靠日本。宋有所动摇，同意萧振赢去和土肥原接触，只等中央发布征调二十九军南下的命令，就公开投日。
幸亏形势的变化使宋哲元免于踏上叛变投敌的不归路。“何梅协定”签署以后，中央军黄杰、关麟徵两军撤出河北省，造成平津出现权力真空。这时前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在日本人的支持下，纠集汉奸白坚武、潘毓桂和几千号地痞流氓，在湾平起事，打起自治的旗号公然向北平进军，全国震动。此时北平周围除了察哈尔的二十九军，已经没有中国军队，北平军分会手中无可用之兵，顿时慌了手脚。这时萧振赢趁机说服众人，调二十九军前来救驾。宋哲元在天津接到萧振赢电话，激动得跳了起来，掀翻了茶几。他立刻命令冯治安的三十七师强行军赶到北平。三十七师上午从张家口出发，狂奔
以后宋哲元又陆续将张自忠的三十八师调到天津周围，赵登禹一三二师调往河北省任丘、固安、河间一带，由刘汝明一四三师留驻察哈尔，自此二十九军控制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地，宋哲元梦寐以求的地盘终於到手了。
二十九军进驻平津，也是得到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默许。日本人认为，西北军长期受南京政府排挤，早就和蒋介石离心离德，最有可能培养成亲日势力。但是日本人显然低估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诸将领的民族气节。南京方面则忐忑不安，因为日本此时正大搞“华北自治”运动，只要宋哲元一点头，华北立刻成为第二个满州国。蒋介石立刻派熊斌前往天津拉拢宋哲元。宋哲元也毫不客气，要粮要饷，熊斌一一答应下来。
1935年8月，蒋介石招宋哲元赴庐山会见，宋哲元对蒋介石仍然心存芥蒂，怕这是个鸿门宴，於是让秦德纯代往。在庐山，蒋介石和秦德纯推心置腹地长谈，让秦德纯拜服，日后忠心追随蒋介石一直到台湾。蒋介石最后对秦德纯说：“当前国防建设尚未完成，不能全面抗日，要争取时间，维持的时间越长，对国家贡献越大，务必要忍辱负重，但此事只可密告宋军长而不可告诉别人。”
1935年3月，南京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法币代替银元流通，各地收上来的银元运交上海国库。币制改革是国民党政府从经济上统一中国的重大举措，金融权力集中于中央以后，地方分裂势力就无力兴风作浪。南京政府的金融举措让日本军方暴跳如雷。日本天津驻屯军向宋哲元提出“华北金融紧急防卫纲要”，要求禁止银元南运，并警告说：“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皆危及华北经济，阻碍日本帝国利益，蹂躏日本近年对华北主张，如贵方不能防止和彻底处置，日本方面将以实力实现自己目的。”同时日军关东军也向关内运动，日本飞机天天在北平上空盘旋示威。迫于日本方面的压力，也不愿失去财政自主权，宋哲元於是下令禁止银元南运，河南的商震、山东的韩复榘随即响应，使南京政府控制华北金融的计划泡汤。
土肥原到天津以后，立刻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府。土肥原频繁造访宋哲元公寓，逼迫宋哲元在方案上签字。看宋哲元百般推脱，土肥原即于
危机虽然暂时解除，但日本绝没有放弃主张华北自治的意思。宋哲元看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在征得蒋介石同意以后，于
三. 丢失平津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二十九军迅速扩充为5个师，共计48个团，总兵力达10万以上。其中张自忠之第三十八师辖5个旅，共计11个团，兵力近3万人。二十九军装备此时也令人刮目相看。士兵普遍使用捷克式步枪，排长用德式伯格曼冲锋枪，连长每人1支二十响驳壳枪，每班配备掷弹筒2门、枪榴弹2支、捷克式轻机枪1挺。全师共装备轻机枪700余挺，比中央军甲种师编制的274挺，多出一倍多。由于训练水平的提高和武器装备的改善，此时的二十九军，堪称中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
1936年冬，日本华北驻屯军举行军事大演习，以北平、丰台为假想目标，向中国政府示威。宋哲元立即决定针锋相对，举行二十九军大演习。日军演习部队为1万余人，二十九军演习部队为5万多人。二十九军兵强马壮，也让宋哲元的底气足了许多。
进入1937年，华北形势出奇的平静。2月初，日本林铣内阁上台，立即宣扬不尚武的新政策。日本商界则频频伸出橄榄枝，派团访华，只谈经济，不谈政治。4月，日本外务省通过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表示要“采用公正的态度…形成日中间的友好关系。” 华北驻屯军也一反常态，主动和冀察当局改善关系，不仅史无前例地赠送二十九军十几门山炮，还邀请宋哲元、张自忠两人访问日本，参观陆海空联合演习。宋哲元不愿去，於是由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日。当面对新闻界质询时，宋哲元说道：“中日为远东大国，应对于远东事件，共同负责，否则他人获益，而中日两国俱蒙不利，渠希望两国负责领袖，各了解其本国地位，而勉力消除现有困难，并根据平等原则，以增进双方之繁荣与和平。” 这番话又遭到各界抨击，让宋哲元苦恼万分。其实宋也不过是应和南京政府对日外交的基调，日本人破天荒陪起了笑脸，总不能不给人家一点面子。
事实上日本伸出的橄榄枝完全是假象。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
由於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本人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
芦沟桥事变时的平津地区态势，日军根据《辛丑条约》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和二十九军阵地犬牙交错。这样二十九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一直到7月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屈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
到7月底，日军已经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五、六、十、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平津地区，加上原来的天津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余人。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宋哲元这时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27日，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
日军先发制人，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均发生激战，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局势非常不利。宋哲元现在面临两难选择：平津地区无险可守，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又占了先机，此战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而且连老本都有可能赔上；如果撤退，丢失平津责任重大，无法向南京、向国民交代。宋哲元正犹豫不决之时，噩耗传来，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
正好蒋介石发来电令，让宋哲元撤到保定。宋哲元此时保存实力的心思很重，他对张自忠说：“西北军是
北平人民清早出门，发现国军已经抛弃了平津人民退走了，而张自忠署名的告示四处张贴，劝告民众各安其业，不要惊惶自扰。於是舆论大哗，都认为张自忠做了汉奸，一时间举国声讨“张逆自忠”。张自忠是一个自尊心、荣誉感非常强的人，这次遭遇对他打击很大，从此萌发死志。
四. 郁郁而终
宋哲元退到保定以后，依然幻想着张自忠将日本人摆平，和平解决事变，他能够率军返回平津。但张自忠从北平传来的消息，日军仍然在源源不断地从关外开来，战事没有结束的迹象。以后的一段时间，全国各大报纸开始追究丢失平津的责任，矛头直指宋哲元，南京方面也态度暧昧。宋哲元清楚蒋介石擅抓替罪羊，此时正可以将他推出去法办，借以卸罪于国人，因而非常担心。
8月中旬，宋哲元接到蒋介石召他进京的电报，忐忑不安，於是又派秦德纯代为晋见。秦德纯带回了意外的好消息。蒋介石对宋不但没有指责，反而慰勉有加，还同意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第一集团军的编制是：将原来的四个师扩编为三个军，宋哲元为总司令，原三十七师和一三二师扩编为七十七军，以冯治安为军长；原三十八师扩编为五十九军，军长由宋自兼(后来张自忠重返部队)，原一四三师扩编为六十八军，以刘汝明为军长。部队驻守津浦路沿线。
但是不久南京方面就委任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抗战。宋哲元知道这是变相夺自己的兵权，於是称病告退，赴泰山休养。冯玉祥满怀雄心壮志来到第一集团军，发现过去的部属早已和他离心离德，根本指挥不动。萧振赢趁机到处煽风点火，拉拢冯治安，离间第一集团军将帅。9月上旬，矶谷师团开始沿津浦路向南进攻。第一集团军此时内部矛盾重重，诸将相互疑忌，於是一触即溃。不得已，南京方面将冯玉祥调走，让宋哲元回来收拾局面。
宋哲元回到部队以后很想有所作为，他主动向南京请求发动反击，进攻邢台。他的作战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批准。没等到第一集团军各部进入攻击地点，就被日军侦察机发现。於是日军一个混成旅团从邯郸出发，进攻大名。驻守大名的是何基沣的一七九师，顽强抵抗七天以后不支撤退。此战充分反映了第一集团军诸将保存实力的普遍想法，大名危急时，左面的石友三部，右面的黄维纲部，都拒不援手。大名丢失，宋哲元的反攻计划於是流产。
宋哲元这时才感受到部队里面士气低落，矛盾重重。不久，南京方面陆续将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南调。此时的宋哲元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想方设法要保全自己这点残余实力，部下看透了他的心思，争先恐后地逃跑，反而把宋哲元和他的集团军部落在后面。这样撤到茅津渡，宋哲元接到了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命令，於是黯然离开了他苦心经营多年的部队。
两年后宋哲元在四川绵阳郁郁而终，被追授为一级上将。朱德和彭德怀赠挽联一幅：“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自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元忧乎九泉。”周恩来挽宋哲元: “失地未收回，虎威昭垂芦沟月；绵阳惊不起，鹃声啼破锦江春。” 蒋介石挽宋哲元: “砥柱峙中流，终仗威稜慑骄虏；星芒寒五丈，不堪珍瘁恸元良。”
抗日雄师二十九军的故事还没有完，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和张自忠的五十九军都参加了徐州会战，战功卓著。后来组建第三十三集团军，下辖曹福林的五十五军，张自忠的五十九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张自忠任司令，冯治安副之，算是二十九军的延续。三十三集团军后来参加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均立下赫赫战功，而张自忠就在枣宜会战中壮烈殉国，冯治安接任司令。枣宜会战以后，三十三集团军元气大伤，又由於是杂牌部队的原因而得不到补充，战力每况愈下，三年后参加常德会战时就已沦为二流部队。抗战结束以后，三十三集团军整编为三十三军，仍由冯治安任军长。冯治安率部参加淮海战役，在韩庄、台儿庄附近起义。
五. 结语
宋哲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内心爱国意识和军阀意识同样强烈，常使他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中。宋哲元有根深蒂固的军阀割据思想，在平津的所作所为，一半是为日本人所迫，一半仍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王国，搞军事割据。蒋介石对他花过大力气拉拢，但宋哲元最终还是不肯投怀送抱。芦沟桥事变以后，宋口口声声要为冯玉详的西北军留点底子，反映出他内心深处冯玉详始终高过蒋介石。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已经实现统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西北军多少将领与时俱进，投靠蒋介石，宋哲元对冯玉详的一片忠心令人慨叹。
宋哲元未尝不想抗日杀敌，但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军阀思想最终断送了他的军旅生涯。蒋介石能够重用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等人，以及孙连仲等其他西北军将领，但不肯用宋哲元，就是看透了他的私心杂念。张自忠在鲁南用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五十九军和板垣师团硬拼，完全不顾伤亡，才获得临沂大捷；孙连仲守台儿庄，也是抱着将部队打光的决心，才有台儿庄大捷。正是这种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精神，为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战胜利。
归根结底，宋哲元是中国数十年军阀混战时期造就的人物，虽然有不屈的民族气节，但因为思想上致命的缺陷，无法成为抗日救国的中流砥柱。宋哲元最终未能战死沙场，得到一个军人最理想的归宿，的确令人惋惜，但也在情理之中。
转自：牧文财经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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